彭述之夫妇保护毛泽东兄弟

　　彭述之夫妇保护毛泽东兄弟

　　陈扬桂

　　彭述之(1895～1983)，湖南省隆回县人，中共四大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导人，一位鲜为人知的重要党史人物。他的妻子陈碧兰(1902-1987)，湖北省黄陂县人，中共早期著名妇运领袖。大革命失败后，彭述之夫妇拥护陈独秀路线，走上了理想主义的不归路。1950年，彭述之一家经香港到越南，不久移居欧美。

　　1927年6月初，经过长沙“马日事变”之后，全国各地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号称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准备同蒋介石联合打击、压迫共产党人。而党内除一些头脑清醒人士察觉到一些苗头外，主要领导人还在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令，意欲向国民党妥协。

　　当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他的家里，除了他和妻子杨开慧，大儿子毛岸英、二儿子毛岸青以及在武汉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小儿子毛岸龙外，还有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保姆陈玉英。在武汉工作和求学的毛泽民、毛泽覃也经常出现在这个大家庭里。

　　在武汉的这段日子里，对毛泽东来说，既愉快又郁闷，在这里，他过上参加革命以来少有的家庭团聚生活，但他在事业上却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苍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他的家庭也正面临着危难。这年春，他在武汉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词，有这样几行说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表现出了这种忧患意识。

　　一天早晨，彭述之夫妇从汉口的家中渡江到武昌。时任中央常委的彭述之本来是去找全国农民协会执委彭湃谈话的，而彭湃正好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家里，当时毛泽东是全国农民协会的会长。当彭述之和彭湃谈完话后，毛泽东便留他们和自己的家人共进午餐。

　　吃完饭后，毛泽东同彭述之交谈时说：“现在局势很严重，一旦爆发，共产党人就非常危险，尤其住在武昌和汉口的中国地界更无保障。”有着高度政治洞察力的毛泽东，已经察觉到共产党将与汪精卫政府决裂甚至发生战斗。交谈中，毛泽东听说陈碧兰是湖北人，便问她在汉口的租界里有没有可靠的亲属或朋友。陈碧兰说：“我刚从苏联回来，到武汉来不久，和外界接触不多，关系很少。”说到这里，她突然想起有一位堂叔在汉口法租界里的一家法国洋行任职，他一家人就住在租界里面。于是，把这个关系告诉了毛泽东。

　　坐在旁边的彭述之明白了毛泽东打听这个情况的意思，便对陈碧兰说：“毛先生一家这么多人在这里，不安全，你设法去和堂叔通融一下。”

　　毛泽东一听彭述之的插话，会心地笑了：“润之正有此意。”

　　陈碧兰说：“我这堂叔人很善良，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直接找他就是了。”

　　毛泽东考虑得很细致，他怕陈碧兰措词不够恳切，便自己动手起草了一封信稿给陈碧兰，要她照着这个稿子誊抄一份给他。陈碧兰接过毛泽东递过来的稿子，发现信的大意是说，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某某，希望堂叔接纳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暂住一下。陈碧兰把毛泽东的信稿抄好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交到了他的手里。

　　毛泽东持着陈碧兰的介绍信，找到她的堂叔，果然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使他一家老小在武汉得以平平安安度过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但是，毛泽东不想太多增加他人的负担，同时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年8月，他悄悄地带着一大家子从武汉秘密回到湖南，安顿好家人，便上井冈山领导秋收起义去了。

　　事隔不久的一天，在我党开办的长江书店任职的毛泽东胞弟毛泽民，跑到彭述之家里来。那段时间，彭述之去外地开展革命活动去了，不在家，毛泽民便请求陈碧兰为他找一间房子，并作担保人。碰巧房东有一间房子出租，正在陈碧兰住房的隔壁，于是她便出面为他担保租了这间房子。但是，毛泽民在这里只住了几天，就被向共产党人开刀的汪精卫政府抓走了。

　　毛泽民被抓走后，陈碧兰担心敌人会反扑过来。便准备带着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程映湘马上离开这里，去在汉口法租界里的堂叔父家里避一避。

　　但是，当她抱着孩子走到门口时，房东母女二人挡在门口不许她出门。陈碧兰机智地说：“我的孩子有病去看医生。”胆小怕事的房东坚持地说：“在这个人的事情没有了结以前，你是不能出门一步的。”

　　陈碧兰一定要出去，她们则用四只手把我推进来。她不敢和她们争吵，假如我同她们吵闹起来，她们会报告警察，那就等于自投罗网。她猜想她们也只是为了自保，她们预防万一军政当局来麻烦她们时，便可推到她这个担保人身上。

　　陈碧兰想把家里的两大篮子党的文件转移出去，房东也不允许。她把小孩托付给了帮她照顾生活的姑母，自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然而，约莫过了两个星期度日如年的软禁生活，在一天的下午，毛泽民忽然一声不响地站在了陈碧兰的面前。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没有过多的交谈，陈碧兰把毛泽民出事前托她代为保管的一张五千元的支票从床上的垫褥子里抽出来交给他，叫他赶快离开这里。毛泽民接过这笔党的经费，小心谨慎地走了。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