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回境内,每个姓氏都有聚族而居的习俗。自古树大开基,人多分族,在解放之前,一个家族如果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分甲、分户、分房,再分小房。这个由男性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族组织内,等级森严,族有族长,户有户长,房有房长。既然有了族长、房长,就必须有一个办公活动场所,所以,每一个姓氏的聚居地自然而然地都建有了宗祠(祠堂),为祭祖、修谱以及开展族间公益活动的场所。族中人口多、富户多,修的宗祠就壮观、豪华,因此,宗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彰显这一家族的强兴与威严。
自清以来,政府倡导修祠,至清朝中叶最为鼎盛,不论大姓小姓都修有规模不等的宗祠,人多的还修有总祠,各小房都修有分祠。祠堂建筑全部为砖木结构,正面建有高大牌坊,前为戏楼,左右两侧为厢房,中为厅堂天井,后为祭祖殿堂,有的大梁上还悬挂有皇上所赐的匾额,内外墙上的人物、山水、花卉、乌畜的壁画栩栩如生,为宗祠增添了肃穆、庄严的气氛。宗祠是由族人集资、大户赞助修建而成,因此,置有祠产、会产(包括族田、族山等),这些收入用来祭祖敬宗、扶困济贫、助学奖励、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家族对学业优秀的学子非常重视,不论贫富,一律予以资助。
族中的会产都有“会名”,不是谁想要就能得到的,如扫墓祭祖吃会(扫墓祭祖后会餐),是按户、按房分配的,这些名额都是族中的所谓大户、绅士、贤达占有,且多年不会改变。有会名的绅士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据笔者所知,解放前某姓在远处的坟山附近,买有几百亩竹山,每到清明时节,这些绅士族老都坐着轿子,前呼后涌,提前一个月到达,在那里整日肉山酒海,抽大烟,玩女人,搞得乌烟瘴气,尽失斯文,至临近解放时,几百亩竹山被卖得所剩无几。
族长是由下而上进行选举,即族人推选出房长,再由房长选出族长,族长一般由房下人口最多、辈份较高、德才兼备、且能言善辩的绅士担任。族长主管全族事务,支配族产开支,处理族内纠纷矛盾,甚至有处死族人的权力,凡违反族规、不孝父母、奸淫偷盗、烧屋放火、横行霸道的不法行为,轻者抽皮(赤着上身,用苗竹为抽打)、罩戽桶(把人掯在桶下,戽桶上抬来一个大石头压着),重者打开祠堂门,抄家牵牛,甚至处以“沉潭”(把人犯捆在楼梯上,再在楼梯上绑个大石头,然后推入深潭或水塘)的死刑。家族威严的法规,让族人望而生畏,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在民国年间,某姓有一土霸,三十多了还孤身一人,自侍“人一个,卵一条”,打砸抢偷,无恶不作,再加武功十分了得,三五人近不得身,从小练就“飞毛腿”能追上狂奔的猎狗,扯到狗尾巴,在村子里五马长抢,肆意横行,但谁都敢怒而不敢言。他经常扬言,村里只留某一户,其余的都要“绝洗”,有人暗地里把这一情况反映到族上,族长大怒,立即打开祠堂门召集族老,牵了这个土霸阿叔的牛,逼得阿叔出了一些钱粮,由族上组成一个“捉拿队”。这个土霸闻讯,他怀恨在心,连夜去族长家放毒,被族长家的几个家丁发现,把他围在院宅之中,一场恶斗,还打伤一个家丁,逃之夭夭。
族长马上拿出会产,派出“捉拿队”暗中侦察,终于发现这土霸躲在邵阳顺水桥附近一家旅馆内,捉拿队马不停蹄,连夜赶往邵阳,次日将旅馆团围住,破门而入,这土霸还抱着窖子在温柔乡里作春梦。因这时毫无防备,被捉拿队七手八脚捆个严严实实。在经过顺水桥时,这土霸挣脱押解人员,纵身跳入顺水河,但绳子是牵在押解人员手上,这家伙被悬在桥的半空之中,左右晃荡,还在不停地骂娘,众人把他提上来又放下去,连续五六次痛得他哇哇大叫。最后押解回乡,把他绑在楼梯上,沉入一口山塘,沉塘那天,受到土霸欺压的人民争相观望,拍手称快,有一仇恨者还敲掉他满口牙齿,以泄私愤。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每个姓氏在修家谱时,都在首卷订立了族规(有的称家规、家训),这是规范,约束族人行为的条律。
各姓族谱上的家规、族约数量较多,但内容都大同小异。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不少姓氏的族规中,还存在有封建糟粕,如重男轻女、以家法取代国法、推崇族权和家长式统治,以及已过时的封建伦理道德,因此,对这些传统的族规、族约,要区别对待,不宜过多宣扬。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很多的族规族约值得提倡,必须发扬光大,如刘氏家训八条:正人伦、守王法、睦宗族、敦孝悌、教子弟、务忠诚、勤本业、戒诉讼。这样的家训族规,至今都与时代相适应,与国家法律不相违背,而且还能起到对国家法律的辅助作用,这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圆好家国梦有着积极向上的重要意义!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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