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地名的由来

　　春秋时期位于楚南边陲的都梁，后来什么时候更名为武冈呢?

　　最早使武冈“名见经传”的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说：“县左右二冈对峙，重?其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

　　古代五溪之一的雄溪即今巫水，发源于湘西南城步巫山流至洪江汇入沅水，这一流域主要是苗民的繁衍生息之地。据《武冈州志》记载，这次起义发生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首领是武陵(常德)人詹山，起义军来自雄溪为主且遍及其他四溪(蒲溪、西溪、沅溪、辰溪)广大地区的苗民，共约四千余人，攻势凌厉，锐不可挡。七月，詹山挥师都梁，攻陷县城(故址在今头堂乡七里村余家岭)，生擒县令。朝廷惊恐，急遣大将窦应明率兵镇压。为占据有利地形，窦应明命令部下在今武冈城区渠水北岸扎寨驻军(平定詹山起义后，由于都梁旧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窦应明便下令在此处筑建新城加强防御，构成了今武冈城区的雏形，从此县城西迁五里)，向起义军发起了猛烈的讨伐战。詹山被迫撤出都梁城来到西北四里的都梁山，据此加强武力严防死守，因而此山便更名为武冈山。

　　武冈山也叫同保山(“同保”即“同心戮力保卫”之意，与“武冈”含义一致)，位于今头堂和龙田两乡交接处。山势虽然不高，却极尽地利。北麓有多处宽阔而幽深的岩洞，叫同保岩。洞口到山脊是一脉平缓的土坡，进退两便：白天，战士们在山冈坚守阵地;晚上则可在洞内弛然而卧。山的其他三面都是巨石林立，悬崖高耸;尤其是西麓，全是鬼斧神功的绝壁，铁青色的崖壁下端激烈地交错着灰白色的巨形竖状体，远远望去，犹如古老城堡下呼啸而出的千军万马，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足使鬼哭狼嚎。

　　武冈山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可以对官兵形成居高临下的强劲反攻，是义军的军事跳板。只要能守住这个跳板，义军就可以卷土重来，直捣渠水北岸的防御设施，从而占领整个资江上游的肥田沃土。这样看来，武冈山当然名气较大，后来山名还逐渐演变成县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然而，郦道元所说的“旧传”的武冈由来就是历史的真相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长沙近郊出土了一枚石质印章--“武冈长印”，专家鉴定为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的文物。汉初官制规定，大县行政长官为“令”，小县则为“长”。可见，西汉早年，武冈就是一个小县了(县治在今城东郊七里村余家岭)。那么，“武冈”这一地名究竟产生在什么时期呢?由于武冈上古文献的匮乏，我们不能直接找到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实据。但是，我们知道，古代地名的产生一般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和厚重的民俗传统。可以断定，在汉代，“武冈”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或破地而出。秦代，始皇“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疾恨地方之“武”如此咬牙切齿，扫荡民间之“武”如此猛烈凶狠，“武冈”哪有产生的可能呢?秦末，陈胜和项羽曾先后分别竖起“兴楚”的旗号，战火遍及中原，但楚南都梁却颇为平静，没有义军响应而为怀王“孔武前驱”，“武冈”也不具备诞生的条件。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南方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从熊绎被周成王封为楚国首 任国君后到楚威王600多年间，一直国势强盛。但是，楚怀王和顷襄王父子统治时期，政治黑暗，亲秦派贵族势力强大，而主张立法强国和联齐抗秦以振兴楚国，进而统一中国的屈原却一再被贬谪流放，因而楚国在外交上一再受到秦国的分化利用和欺诈要挟，在军事上一再遭到秦国的惨重打击。楚怀王十三年，秦昭王把怀王骗到秦国，“要以割巫、黔中之郡”。野心没有得逞，秦昭王大怒，于第二年(顷襄王元年)“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国大将白起攻下西陵。二十一年(前278)，白起攻破郢都，烧宫殿，挖坟墓，无所不为，而“顷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郢都是楚国的政治中心，国家的象征，它的沦陷，表明楚国已是亡在旦夕，爱国诗人屈原对此无比悲伤，以凄惋的情调为即将灭亡的祖国写下了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挽歌--《哀郢》，表达了对故国永恒的忠诚和怀念：“我放眼四望啊，多么希望回到郢都，却不知道何时能够实现!飞鸟也思念老窝，狐狸死了也要面向故土，确实不是我们的罪过放弃了故都啊，日日夜夜怎么能够把她忘记?”第二年(前277)，秦国“因利乘便”，向巫、黔中两郡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拔城略地，追亡逐北，长驱直入。屈原痛感国家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是年五月五日，投汩罗江以身殉国。在这场战争中，秦军对楚国实行包抄大后方的战略。据专家考证，秦军从今重庆涪陵出发，沿乌江而上攻占黔中郡治彭水，然后顺酉水而下，进入湖南里耶后分为东北和东南两路大军鲸吞湖湘大地。前者绕过张家界攻洞庭湖平原，后者占据溆浦直取湘中南山地。

　　1996年，新邵县境内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四个青铜鼎器：它们极不规则地蜷伏在石缝中，所埋的土很疏松。这种情状表明这些鼎器并不是举行庄重仪式后的遗存，而是在匆忙之中随意草草掩埋的。四鼎表示主人身份很高，应属侯。由于鼎器是身份的象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丢弃的。专家推测，很可能就是在秦军从溆浦进犯新化、新邵地区的战争中，鼎器主人兵败，在逃亡时匆忙将它们埋在石缝中，以待今后再取。但此后，鼎器主人可能兵败身亡他乡，再也不能返回取出，于是鼎就永远留了下来。由此可见，当时楚国的军事形势是多么危急。距离新邵近三百里的武冈当时仍称都梁，它位于楚国南端，是抗秦的最后一道军事防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武冈山及其附件发现了不少战国时期的兵器，有刀、剑、戟、矛、镞等等。这些文物告诉我们，战国时期这一带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我们认为，这样的战争发生在楚南边陲，它的具体时间如果排除了秦军实施包抄楚国大后方的那一年，完全没有别的可能性。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以想象，在秦军攻陷巫、黔中郡后，在国破家亡的历史关头，为了保卫都梁城廓，保卫楚南的最后一寸土地，楚军将士在都梁山一带，与强敌展开了怎样英勇悲壮的抵抗!特别是他们得知三闾大夫沉江殉国的噩耗后，一定是“恸哭三军尽缟素，冲冠一怒抗强仇”，“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诀”!可以想象这场战争的惨烈性：都梁山尸横遍野，白塘水血流成河，“天地为愁，草木凄怆”，“黯兮惨悴，风悲日曛”(李华：《吊古战场文》)。

　　最终，秦军未能攻陷都梁，楚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最后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这次胜利，狠狠打击了秦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国人的信心，使危如覆卵的楚国居然获得转机(第二年，“顷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而延寿50多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战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纪念在这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楚军将士，便把都梁山更名为武冈山(同保山)。这里，“武冈”的含义不仅指以武力奋勇抗秦的山冈;而且，武冈者，勇武刚强也(“冈”通“刚”)，它正好浓缩了屈原《国殇》中的两句诗：“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表达了对楚国烈士英魂的永恒祭奠。可能正是这个缘故，东晋时武冈县改名为武刚县，南朝梁又把武刚县改名为武强县--东晋和南朝都是南北对峙、苟守半壁河山的“窝囊王朝”，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晋书?王导传》)，必须倡导国人弘扬这种勇武刚强的“武刚”精神。

　　都梁山更名为武冈山(同保山)后迄今为止的两千多年里，山名从未有过更改，只有文人学士出于怀古，在他们的诗词歌赋中有时称为都梁山而已。武冈山在东汉时期就有一定的知名度，由它敷衍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说，《汉末全书》记载了武冈山狐妖吃人的故事。东汉灵帝时，武冈山岩洞里有两只九尾狐狸精，经常化成美女把男子诱入洞中，如不能满足其淫欲，就剖开吃了他。有一个采药郎刘玺被它们掳进洞，狐妖觉得他能力还不错，于是称为“如意君”。刘玺开始并不害怕，后来狐妖酒后露出了原形，便十分恐惧，也感到自身筋疲力尽。一天，大狐妖出山寻食，小狐妖又强迫刘玺跟它作乐，但觉得已不如意，于是把他活活吃掉了。

　　这个故事之所以把武冈山狐妖描写得这样淫荡与残忍，是受了中国古代“红颜祸水论”的影响。古圣贤认为，美色其实就是恶魔，可使男士小则亡身，大则亡国。诚如《西游记》里所说：“色乃伤身之剑，淫为万恶之先。二八姝丽好容妆，更比夜叉凶壮!”又如古人常云：“桀之亡，以妹喜;幽之灭，以褒姒;晋之乱，以骊姬;吴之祸，以西施。故亡家败国之事，常与女色相随。”其次，这个故事也反映出先民在蒙昧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对自然界的猜测与恐惧。复杂的地形、险峻的地势和盛行的巫风，使人们深感自身生命的脆弱，虽然冥冥之中似有天地神明的庇护，但山妖水怪的侵害却防不胜防。

　　西汉初年，刘邦把秦朝的快速灭亡错误地归咎为异姓王的反叛，认为要维护国家政权，只有同姓王才可靠。于是，刘邦在铲除了异姓王之后，陆续分封了许多同姓王，并不担心他们叛乱。在这种形势下，几十年前由武冈山演变而来的县名“武冈”，怎么会引发中央王朝的“政治过敏”呢?因此设县时，就没有必要放弃现名而使用旧名都梁。

　　然而，同姓王国数量的扩大和权势的膨胀，严重威胁到了西汉的统治，公元前154年终于发生了“七国之乱”，从此同姓王国的军事叛乱和地方武装割据成为了高度警惕和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削弱同姓王国的势力，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将自己的封地推恩分给其他子弟，封号由皇帝制定并认可(这样，诸侯王国内又分出许多小王国，化整为零，使封地愈来愈小;权力愈来愈分散，叛乱的几率就会愈来愈低)。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元朔五年(前124)，长沙王刘定的儿子刘遂封为都梁敬侯，在武冈县建立都梁侯国(刘定的另一个儿子刘义封为夫夷侯，在今邵阳县建立夫夷侯国)。

　　有意思的是，在武冈新置的侯国名称为什么不用当时的现名而要用150多年前的旧名呢?这恐怕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还有难言之隐。试想，如果叫作“武冈侯国”，岂不触犯西汉中央政府的忌讳，使人心里发毛吗?--如此“鱼骇而离，兽犯而残”(柳宗元：《武冈铭》)的险象环生之地，如果它今后真的“为武彼冈”，那就太危险了!而叫“都梁侯国”呢，不仅溢上古之风雅，更重要的是具有继承朝贡、服从皇权的象征意义。

　　都梁侯国于西汉孺子初始元年(公元8)免侯，此后都梁侯国改建为都梁县，直到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都梁县才复名为武冈县(从都梁侯国建立至都梁县终止，共历近四百年，这一历史时期叫作“后都梁时期”;而春秋至汉初武冈置县以前为“前都梁时期”)。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武冈县改名为武攸县;38年后的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武攸县又复名为武冈县。此后至今一千多年里，武冈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再也没有更改，只有行政级别和领辖区域的变化。

　　东汉以前，武冈山叫都梁山，武冈也不断称为都梁。又叫都梁喷鼻，兰草的别号，是一种宝贵喷鼻料，在我国江南很多当地都出产。但古代武冈地域的都梁喷鼻却有诗画般的发展情况。郦道元描写道：“县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浅，个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川，兰馨远馥......”

　　实地调查武冈山，可以证实这是真实的写照。因而，“山因以号”，且“县受名焉”，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期间，县邑都以“都梁”定名。

　　武冈”地名的由来及演化 \武冈"这一地名发生于东汉期间，最早运用武冈名见经传的是北魏地舆学家郦道元，他的《水经注》写道：“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及其称焉。”据《武冈州志》记录，此次少量民族起义发作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七月，领袖是武陵人詹山，率众四千余从五溪挥师都梁，攻下县城(故址在今头堂乡七里桥)，活捉县令。朝廷惊慌，急遣上将窦应明率兵镇压。因为都梁旧城已遭消灭性毁坏，官兵只好在今武冈城区内筑新城驻军征伐。与此还，义师也退距旧城西北一公里的山冈上增强武力谨防死守。由此，“武冈”便开端成为了山名。

　　武冈山和同保岩有着丰厚的前史文明沉淀，很早就成为别史奇闻的谈资和文人诗人旅游的胜地。唐代大散文家柳宗元的《武冈铭》，成文后即刊碑于同保岩以示传播，阐明那时来这里的旅客不少。武冈山南麓，美石林立，碧水弯曲，称为“灵湫”，传说是越国医生范蠡的女儿藏匿成仙之地点,元代末年就建造有“天凿成幽胜”的仙院。明简王曾屡次旅游此地，“为金简喜而沉之，垂数十丈，不得其底”。岷康王把这里作为苑囿和陵寝，嘉靖三十一年斃，葬于斯。明清两代，这里的旅客更是纷至沓来，留下很多佳作，仅《都梁文钞》收录的这一期间的诗歌就有二十余首。

　　“武冈”作为山名，自从东汉詹山起义后就不断沿用下来;但作为县名，却经由了几百年的演化才完全定型。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都梁县改名为武冈县，这是“武冈”作为县名的初步，但后来又复名“都梁”。从都梁县分出武冈、建兴三县，但这时的武冈县治在今城步儒林镇北。东晋武冈县更名武刚县，南北朝梁代武刚县更名为武强县。隋炀帝大业年间，原武强县复置武攸县。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更武攸县为武冈县。尔后“武冈”作为县名才完全不变下来，再也没有更改，只要行政级别和领辖区域的转变。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