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历史之五：我所知道的邵阳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

　　我所知道的邵阳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

　　陈新宪

　　我是1947年夏由上海回到长沙的。通过社会关系先后接触到几位进步人士——涂西畴、戴巍、欧阳方、刘明珠等。在局关祠莫国兴同志家，得悉涂西畴同志是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是中大名教授王亚南的助手。他的爱人闻英就是西南联大已故教授闻一多的妹妹。老莫也曾将我的过去和流亡日本的情况告诉涂。由于我们都是学政治经济的，彼此交谈，思想观点就很自然露底。他随即离开长沙。1948年寒假，我与老莫商量北上投奔解放区，当时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说，在湖南同样可以为解放事业做贡献，恰在这时，涂西畴同志又回到湖南。这样，我和莫国兴同志于1949年春，在涂西畴同志领导下，开始从事调查和策反工作。

　　1949年春、夏之际，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发展，湖南正酝酿局部和平。我于这时奉派到邵阳来担任策反工作。未来之先，在长沙曾与国民党政界头面人物广泛地接触过，使我了解到国民党军政界内部已开始剧烈分化。一部分军政首脑已意识到蒋介石反动集团行将覆灭，自己不愿同归于尽，有意接受我党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办法以求结束战争。还有一部分对国民党统治者抱怨失望，对共产党则忧虑重重，徘徊不知所措。另一部分则是顽固死硬派，愿随蒋介石坚持反共的。这三部分人当时在朝在野的都有。至于与我有历史渊源或亲属关系的则多属邵阳人，如戴文、宋涛、魏镇、陈煦新、岳森、戴岳、唐希忭、肖坤、雷时若(雷飙)、赵恒等。他们都是我当时的工作对象，也多少支持过我。通过他们，我又认识了若干邵阳籍的军政人员，如：蒋琨、李锐、石略、李策民等。还有幼年同学，多年来未见面的李成仁、李精一、陈梓华等。这些人在1949年春季大多是住在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都纷纷回邵阳。在朝的常两头跑，我为工作关系也随时两头跑。在长沙首先将戴文介绍给涂西畴同志，事先代戴填了一张表(当时地下党省工委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调查表)。涂西畴约戴谈了话。接着我在宝南街戴文家将涂西畴讲的国内形势发展情况分别向宋涛、魏镇、陈煦新等宣讲一通。有一天，宋涛的内弟王煦民约我到黄泥段邵阳坪陶柳家去聊天，魏镇也在那里，我又向陶柳和王煦民讲了一通。他们感到新奇，要求我常去。但不久听说陶柳因脑溢血死于私宅便所里。我和戴文离开长沙的先一天，魏镇到戴文家来商量什么事。我劝他们都回邵阳去。魏对我轻轻地问：“共产党来了会不会算旧帐?”我说：“子荷(戴文别名)兄跟老蒋多年。西安事变中，老蒋被张、杨活捉，还是得共产党不念旧仇，救了他的命。”戴文也说：“是的，成大事者不会计较这些。”但戴文本人当时虽下了决心参加迎解，有一回也暗暗对我说：“我们过去是参加过党的，共产党是讲铁的纪律的，将来我们也应负荆请罪，接受党的制裁。”我说：“浪子回头，将功赎罪，现在不要考虑这些。”他又说：“只要国家民族有前途，个人荣辱又算得什么?”

　　1949年夏，戴文奉令将湘西师管区全部迁邵阳，并担任邵阳城防指挥。宋涛被任命为永宝警备区副司令(司令是刘兴)兼邵阳警备司令，驻扎城东，六十三师汤季楠全部亦移防邵阳，所属陈煦新一八七团驻防邵东沿公路一带。这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亦纷纷向邵阳迁移。我这时利用程潜所辖的军运管理处处长陈梓华给我的军用乘车证往来于长沙、邵阳之间.每次将涂西畴交给我的大批宣传品和戴巍同志给我的进步书刊带到邵阳来。在邵阳市城内外各设有一个联络通讯点：城外设在邵陵东路陈含明夫妇家;城内设在大新街胡梦荷夫妇家。白天带莫锦屏赴城乡组织青年搞宣传发动工作，晚间常到戴文家收听解放区广播，主要收听北平新华社新闻报导。由于天热，两张凉床并排摆着。戴文是一个口直心快不喜欢吹牛拍马而具有正义感的人，这注定他在旧社会得不到上级的赏识。他常在大庭广众中批评时政，甚至揭露蒋介石的阴私。因此，我常耽心地劝他要灰色一点，不要太露形了。他的有利条件是凭老蒋身边出来的侍从和黄埔军校第一期老资格的身份来影响一些军校的同学。宋涛为人忠厚，常引人为知己，警惕性不强，政治倾向常形于色，容易泄密。当时他的联系面广，以保定八期的老资格去作国民党军政首脑的策动工作是有条件的。但他过去参加过广州起义，跟戴文一样，在老一辈的心目里都是带过红帽子的。陈煦新，他是我同族兄弟，头脑比较简单，对迎解态度表示坚定，当他的部队调到邵阳来时就对我说：“我这一宝押在你身上，全家性命交给你。我这一团上山下水都听你的。”由于我们当时对汤季楠的政治倾向还不清楚，故对他说：“到紧急关头你保护宋涛跟戴文走就行了。”正因如此，使他和汤季楠发生一些误会和猜疑，这应该由我负责。尽管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是难免的，也确是我们联络工作的缺点，好在大家异途同归，都走上了光明大道。

　　那时在野的军政界人物大多牢骚一担，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埋怨不已。他们内心常流露出希望共产党早点来，结束这种物价飞涨，盗匪横行，人心动荡不安的局面。如岳森、戴岳等人，他们一见面就问有什么新的消息。戴岳在长沙、邵阳、新邵冰塘三处的家都成为我工作聚会场所。他的女儿戴湘文、女婿李宜民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每到其家便集合兄弟姐妹及其所联系的青年请我讲时事，我便发给他们进步书刊和宣传资料，由李宜民组织学习.赵恒一见面便问要他帮助些什么。他长时期作省银行行长，我希望他尽力做到银行库存“硬货”不要外流，发挥他的影响做好护行工作。在省银行和邵阳分行都有他的人事基础，特别是邵阳籍的行员大都唯他的马首是瞻。由于他与戴岳的私人感情比较深，我就常通过戴岳转达我们对护行的要求。通过戴岳和赵恒去联系雷时若、肖坤、谢煜涛、姜持重等。肖坤在蔡锷讨袁时做过云贵盐运使，后来又在湖南任过铜元局(造币厂)局长，儿子肖云端是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肖坤息影家园，他在邵阳军界政界都有一定的影响。雷时若也是蔡锷部下的有名人物。谢煜涛是当时邵阳县参议长，姜持重是县商会会长，他俩都有八面玲珑的社交手腕。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不要听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不要搞什么武装逃难;劝商人不要卷资外逃;多做些安定地方、准备迎解的工作。

　　1949年6月以前，在邵阳搞策反工作的几条线，大都没有横的联系，各自为政。就党内来说，有省工委直接联系的，有由邵阳地下党联系的，邵阳地下党又有在城的和在乡的。就党外来说，有程潜、程星龄直线联系的，有唐生智、李觉派遣联系的。这时在邵阳树杆子的很多，自称司令遍地皆是。我的工作对象主要摆在国民党正规部队上，在战略部署上要求所我联系的部队能控制邵阳城镇及沿公路两侧。6月初，我到长沙向涂西畴同志作了详细汇报，接连两天在化龙池九号刘建绪寓所楼上，他对我讲述武汉解放后的形势发展和省工委对策反工作的指示，并说邵阳乃双方必争之地，不日当请刘同志(刘寿祺)来邵阳与各方通通气，希望我先走，转告有关方面。临别又交我一大批宣传品。这时戴巍同志介绍马魁等五人到邵来协助工作。马魁等人都是地下党员，因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反动当局所开除。我将从陈梓华那里要来的军用乘车证分发给他们，各自携带一批党内印发的文件和宣传品来到邵阳。开始，我把他们安排在大新街我姨妹夫王祝家里，由姨妹胡梦荷照料他们的生活，随后应戴文之请全都安排在湘西师管区司令部政工室充任队员。马魁等年轻胆子大，一时着军服，一时换便装，利用新民主主义研究社(对外叫新生社)在邵阳城区组织进步青年，教革命歌曲，并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还为我搜集国民党部队官兵动态。马魁同志在长沙临时被指定为支部书记，而他的组织关系则由我派莫锦屏同志赴邵东与龙仲同志接头。不久，省工委派刘寿祺同志偕刘湘源等来邵阳市，除了解情况和布置任务外，还召集有关方面通了一次气，决定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由宋涛负总的联络责任，基本上克服了策反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但当时对在邵阳城乡活动的江南地下军独立十二师尚无法控制，因刘棨(刘万年)本人与地下党湖南省工委和邵阳中心县工委都没有联系，我们也不知道刘棨当时与华中军区有什么关系。故邵阳的八月起义他们没有人参加。九月下旬，十二师的一个独立团，团长张瑞率领政工室的队员来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张瑞和陈协早在五月间与我在邵阳接触过.他们为我们联络站做了一些收集敌人动态的情报工作，也参加了邵阳的迎解，故我当时为他们上报了。

　　七月初，邵阳地下党领导的湘中二支队在邵东起义失败，支队长尹如圭和政委龙仲同志均落入敌手。我在戴文家闻讯，便相约到宋涛处商量营救办法。这时邵阳地下党同志也正在积极营救，当即商定由宋涛下令驻邵东保安部队和邵阳县长丁廉，以龙、尹系共产党首要，应直送警备司令部办理为由，同时，为防意外，责令六十三师驻范家山的陈煦新团派人接应，以便直送宋涛驻处。结果，龙仲同志被解到邵阳城，随后又被送到儒林街宋涛住所。宋将龙仲安置在熊松同志处。次晨，龙仲便乘李觉的专车随刘寿祺同志离邵赴长沙。尹如圭同志则因丁廉玩两面派手段，密令邵东匡国军的警察大队(系土匪改编)就地处决，并电令只要头，不要人，因而遭到了惨杀。烈士头颅被解送邵阳城示众。这次事件已暴露丁廉所玩两面派手法，可是在八月以前尚未引起宋涛等的警惕，当时程潜也对丁廉信任不疑。

　　1949年7月下旬，程潜被白崇禧所迫，借出巡来到邵阳市，当即召集邵阳军政各方面部署起义。八月初，在邵阳参加起义的有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邵阳警备司令魏镇，邵阳警备副司令宋涛，湘西纵队司令戴文，陆军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副师长陈煦新及团长陈铭，还有宪兵团长姜和赢所部，省保安旅所属保安团。但在八月四日起义时，因事前被反动派窃取情报，白崇禧即派飞机来邵阳城轰炸，并令成刚、李精一、李秉刚、丁廉、胡惕、陈光中等趁机袭击，还分别派人至起义部队封官许愿，企图以官爵和金钱来分化，致使起义部队中也有临难逃跑的，也有叛变投敌的，也有独自离队回家的。始终坚持的则突破了种种险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下胜利地到达了长沙，随即开往浏阳整编，走向新的生活。

　　白崇禧派飞机来邵阳轰炸时，所投炸弹多投到资江河里，当时有些人不理解。八月起义之前，戴文因事赴长沙，临行时对我说，他打算绕道衡阳去做空军司令罗基的工作，我问清他与罗基的友情关系后，赞成他去试试看。他回来后对我说，罗基本人虽也不想走，可是他的家眷都被他的上司送往台湾去了。他对戴文表示有万一，决不轰炸胞衣地(因罗基是邵阳市人)。戴追问他：“如您的上司下严令怎么办?”他说：“那就请你们到资江河里拾鱼吃好了。”这大概就是罗基的诺言。

　　起义部队撤离邵阳开赴长沙后，邵阳则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盘据，旧省政府主席黄杰追随白崇禧负隅湘西南，图谋作垂死挣扎。我和宋涛由邵阳市转到乡下，宋率领随从人员到邵东九龙岭;我率领一批青年和戴文部队的眷属随起义保安团赴新邵龙山。随即与省方取得联系，继续开展宣传和搜集敌人动态的情报工作。接着，解放军十二兵团联络部派员前来建立敌后联络站，我便又发展一批新民主主义研究社社员，担任侦察掩护工作。从8月初旬到10月初旬邵阳解放，我们主要工作是搜集敌人军政动态的情报;策反工作因8月后泾渭分明，不便乱插手，只派人去联系过去有过接触而未赶上参加起义的，如约李萼去作旧湘乡县长兼纵队司令禹治的工作，又派人去邵东黑田铺作原警察大队长谢涣的工作，这都是为减少进军邵阳的阻力，基于军事上策略的需要。不料李萼和禹治因策划不慎而被反动派所杀害，谢涣则于大军进抵邵阳时，携械投诚。张瑞率部起义后也自动前来为我们做了些搜集和传递情报的工作。

　　解放前夕，匡国军也派人来输诚，表示愿意接受命令。本人并两次简从求见。我知道7月间他与湘中二支队联系过，因他脚踩两边船，部下又野性难驯。我于进城时，即以联络处名义介绍给人民解放军邵阳警备司令秋潭同志，并发给给养证。警备部责令匡部就地等待整编，后因匡部下不听命而被彻底解决。

　　1949年10月邵阳解放，魏镇、戴文、陈煦新等受湖南省军区和十二团联络部委托，组织随军工作组回到邵阳，我和宋涛也回到邵阳。接着成立联络处，由宋涛和戴文主其事，协助邵阳军分区和驻军办理招降、收编及清剿诸问题。我亦被邀请参加，随即与戴文、陈煦新及随军工作组部分人员跟一五八师到涟邵龙山一带剿匪。我在龙山曾接受过尹立言一个团的投降。是年十二月尹立言匪部基本肃清，陈匪光中被擒正法，匪部亦全部被我军歼灭。我与宋涛、戴文、陈煦新等赴省委统战部向欧阳方和涂西畴同志等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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