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宪眼中的邵阳历史之二：湖南“南学会”在邵阳的活动

　　湖南“南学会”在邵阳的活动

　　陈新宪

　　湖南南学会总会正式成立于1898年1月，会址设长沙省会巡抚部院，邵阳分会则成立于同年2月，会址设邵阳城内孔庙。

　　1897年系丁酉科乡试之年，湖南各府、州、县士子均集中省会长沙应试，有一些人曾酝酿组织各种学会。这时谭嗣同奉委回湘筹办粤汉铁路，并积极开展变法运动，便向巡抚陈宝箴建议设立南学会。陈答应了，同时又得到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的支持。当时名流学者皮锡瑞、熊希龄、唐才常、樊锥、邹代钧等积极参予创办，不数月先后入会者达一千余人，经巡抚遴选十人为总会会长，再由各总会长就自己所知和朋友们所介绍的，选“好义爱国”之人吸收为会友。樊锥是邵阳人，被遴选为总会长之一。

　　南学总会于1898年1月成立后，樊锥即于是年2月春节前夕赶回邵阳。他家住樊家冲(现属新邵县雀塘镇段塘村)，利用春节在城乡内外串连，于元宵节集邵阳会友在城里孔庙大成殿正式成立南学会邵阳分会。樊锥以总会长兼分会长，当即宣布南学会宗旨：“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体，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办起，盖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随即开展讲学运动，地址不一定，讲学人都是南学会邵阳分会骨干分子，除樊锥外，有陈玉成、肖坤、滕骥、石公溥、石广权、岳卓如等。这几位以陈玉成年龄最大，樊锥、石广权是同年，功名多是贡老爷。他们讲学内容，虽然有的讲政教，有的讲学术，有的讲天文、地理，有的讲生理健康及不缠足等，但基调一致，都是“匡时济世，救亡图存，革除旧习，提倡新法，移风易俗，振兴国家”。樊锥当时常奔走于邵阳和长沙之间，是年《湘报》创刊后，不断在《湘报》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其中以《开诚篇》和《发锢篇》为最著。

　　《湘报》当时是南学会的宣传阵地，传播很广。南学会邵阳分会根据《湘报章程》征求报友，造册注明姓名、籍贯、地址，按日送报，不收报资。报友遍布城乡，可说有南学会会友的地方就有《湘报》报友，至于城乡要道和祠庙、庵堂大都张贴有《湘报》。《湘报》的传递从长沙到邵阳，大多赖当时的民信局寄送给南学会会友，再由会友分送报友。《湘报》的创办，是“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发表了不少提倡维新变法的论著。其中《开诚篇》、《发锢篇》及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措词激烈，义正理直，受到顽固守旧分子的攻击。

　　先是在湖南省城长沙的顽固分子王先谦、叶德辉等，纠集多人，于1898年5月间联名函请在北京的湖南同乡官吏，参奏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而邵阳顽固守旧分子举人曾廉，亦于5月间(农历4月15日)，纠集一些同伙窜进学宫大成殿，向孔子牌位祷告，立将樊锥驱逐出境，并诬樊锥为“乱民”，张贴《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告白说：“立驱逐乱民字人邵阳士绅军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列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

　　当时顽固分子的上告，不但没有获得应准，反而受到正意欲变法的光绪帝的训斥。

　　鉴于邵阳曾廉等猖狂进攻，樊锥等便转移讲学阵地，向四乡扩展。先在白云庵，后到太芝庙(均在今新邵县境内)。从长期保留在我家的《南学会邵阳分会会友录》《南学会会友唱和集》《会友讲学录》《学约》及信札和解放后在唐巘(唐巘是樊锥的学生，南学会友，他跟我父亲是儿女亲家)后人唐志锐家见到的有关南学会邵阳分会的资料，樊锥在白云庵讲学时间是1898年戊戍政变之前5至10月，听讲人约二十左右，唐巘有详细的记录，并有唱酬诗集。七月间一次讲学，有三十余人听讲的记载。经常驻在白云庵的有十余人，如：唐巘、李洞天、肖坤、滕骥、岳卓如、李笏山、何锡伯、孙复诚、陈佩纯、傅范新、简敬、黄怀民等。这些人大都是樊锥的私淑弟子。在他们彼此的唱和集中都称樊锥为樊师。其时，我祖父陈玉成守制在太芝庙，未去白云庵。

　　邵阳的顽固分子曾廉等，当时得到省城顽固分子和地方官吏中的守旧势力的支持，竟于七月间上书光绪帝，反对变法维新，谓“康有为、梁启超乃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人”，要求光绪帝杀康、梁以塞邪慝之门。这时正值维新派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在清廷中开始任军机处四品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参预新政的时候，认为曾廉诽谤新政，应当杀之，但光绪帝未允。

　　9月21日，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康、梁逃走，谭嗣同等六人被杀，湖南巡抚陈宝箴被解职，维新事业均一律停止，南学会亦被取缔。邵阳南学分会会友，有少数开始动摇、退隐，但多数仍坚持信心。由于政治上突然变化，他们不得不采取分散活动的办法。约在这年10月间，樊锥应易易乡陈玉成与和安乡石公溥(石醉六之兄)之邀来到龙山脚下太芝庙。同来的还有石蕴山、岳卓如、肖坤、唐巘数人，他们分别住在永春堂、德星堂和庙边新院子。樊锥仍继续讲学，并开展一些小型聚谈、对话、研讨活动，游岳屏峰、老龙潭，垂钓邵水源。据当时活动记录资料，特别是在龙山会友唱和集里的记载，讲学活动大都在新院子彩楼上。新院子宜字班有兄弟四人，彩楼这一边是鹤皋(第七)和春皋(第八)，彩楼主人是春皋。鹤皋和春皋都参加了南学会。老院子(德星堂)这时参加活动的有陈整(尔翼)、陈纯如、陈新传、陈卓甫，陈裕生、陈郁文等数人，其中以陈纯如较年轻，最积极。

　　樊锥这次来主要是避风险、观动静，但并没停止他的宣传工作。他的意志是很坚强的。他的母亲出于陈门，他跟我祖父陈玉成私交很深。我祖父十七岁进学，比他大八岁。樊锥和石蕴山是同庚，我祖父跟石公溥是同年中秀才，石比我祖父小一岁。石蕴山(广权)、岳卓如、唐规年都与我家先辈有亲，故他们对我祖父比较尊敬，有的是入门弟子。故我祖父和石公溥邀樊锥等来太芝庙避难，他们纷纷欣然而来。这时清廷追查康、梁余党之令尚未到达，太芝庙又处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民风淳厚，历史上常成为政治避难场所，故他们在太芝庙仍能公开活动。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新任巡抚俞廉山与当时的顽固守旧分子一鼻孔出气，藉慈禧拉那氏追查康、梁余党之命，进一步迫害南学会成员。邵阳的顽固守旧分子则大造舆论，谓南学会分子仍在“造乱”，要求宝庆官府查究。南学会里面也有一、二人出来反对南学会所宣传的主张，他们与省城王先谦、叶德辉，苏均等相呼应。邵阳南学会的头面人物便策划远走高飞。我祖父陈玉成便将永春堂全部山土田产由兄弟俩分开，我大祖父分得铺面改为恒春堂。祖父则把自己分得的全部卖掉，与樊锥、石公溥等于1899年春节后离开太芝庙，在长沙未停留，到南京大胆上访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当时对宝庆同乡人尚能礼贤下士(樊锥是拔贡，我祖父也是附贡生，石公溥是当时名士)。樊锥当时便趁机向刘坤一递条陈，刘当时未露声色，劝樊、陈、石等先出洋考察。我祖父因刘劝而先东渡日本。我高祖富卷(字万书，号济乐)，是新宁二刘(刘长佑和刘坤一)的老师，殁于刘家，葬于刘长佑祠后，与刘家有世交之谊。石被刘介于江西，樊锥被刘介于湖南巡抚赵尔巽。樊返湖南，开始得到赵的器重，条陈广兴学校，言听计从;旋又建议设立兵工广以防兵变，预谋湖南能独立存在，引起赵的疑惧，斥樊为狂士而逐之。樊不得已再赴南京，求见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魏以乡谊亦礼遇之。樊更大胆提出惊人建议，劝魏统率湘军，割据东南，自立为王。魏光焘未置可否，修函转介给北洋大臣袁世凯。樊向袁慷慨陈词，袁心领神会，颇为赞赏。樊进一步劝进，并曾撰诗赠袁，有“兴汉还须望本初”之句。袁以樊太露，恐泄天机，便赠以重金，劝樊出洋，樊随即赴日。

　　这时适我祖父毕业于明治大学警政科，见樊来日，便继续留学，考入法政大学特科，二人同寓东京早稻田附近“月印精舍”。樊锥入东京成城学校，在东京倡言种族革命。这时，原邵阳南学会会友亦先后得陈玉成和樊锥的函召纷纷渡日，有太芝庙的陈整、陈纯如、陈卓甫、陈新泉，东岳村的石蕴山，大树村的石醉六，半边街的岳卓如，田心村的刘武，邵东西洋江的肖坤，花园村的刘馥，湾泥渡的李笏山，牛马司的刘幸刚，两头塘的贺民范，范家山的刘校书、刘宝书兄弟，邵阳城内外的谭心休、马邻翼、唐巘、滕骥兄妹等。当时宝庆府邵阳县籍留日学生约六十余人。论年龄以谭心休为最大，其次是马邻翼和我祖父陈玉成(他两人是同年同月的同庚)，年龄最小的是刘宝书(不是南学会会友)。论功名也以谭心休和马邻翼较高，二人都是举人，其他有较多的贡老爷，即拔贡、副贡、岁贡、优贡、恩贡。也有秀才、廪生，也有无功名的，也有政治避难的。我祖父和樊锥在日本时生活比较宽裕。樊得力于袁的一次馈赠，我祖父除卖了全部家产，并先后得到刘坤一和魏光焘的资助外，1901年又补入官费，因而有钱资助家乡亲友留学。除太芝庙的侄儿陈整、侄孙陈纯如外，还资助过唐巘、李笏山、石蕴山、刘幸刚、罗金声等人。他们后来归国腾达多报恩于我父亲陈治身上，使我父亲从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的店员能干上一辈子财政税务局长。

　　邵阳南学会会友到了东京后，大多数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同盟会。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邵阳人第一批参加的有陈析清、陈惠、袁公诚、刘馥、梁鍪、李果、唐公悫、张大宗、向忠勤、唐公哲、华同、袁演、刘虞、姚诚、刘谊、周志伊等16人。这16人原籍属现在的邵阳市新邵、邵东、邵阳三县和市区，不包括解放后新化划进新邵、隆回和武冈划进隆回、邵阳的留日学生。蔡锷先年从士官学校毕业已回国，没有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樊锥和我祖父陈玉成这时在东京也没有参加。从遗文、遗诗、遗札来看，没有发现樊锥、陈玉成跟孙中山接触的资料(孙中山当时住横滨，不在东京，同盟会成立先月来东京，据说参加过欢迎会)，但跟黄兴、秦力山、杨度等来往较多。

　　樊锥在东京曾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参与编写湖南编辑社的《游学评丛》。旋因考在成城习陆军，练习骑射时坠马受伤，引起肺部吐血，在东京小石川一家医院诊治约二月余，便于1906年春辍学返国。回湘后应蔡锷之邀赴广西协办巡警学堂。因创办事务甚繁，肺病又发，日趋严重，由蔡锷资送回籍，于1908年春，在邵阳市樊家冲逝世，享年三十七岁。樊锥虽寿年不长，但在三十岁前培养人才甚多，辛亥革命后，邵阳知名人士大多出其门下，可谓一代宗师。

　　我祖父陈玉成从1899年与蔡松坡同时赴日，至1907年返国，约八年半的时间，进入两个专科(商业和医科)、两个大学(明治和法政)，在法政则与杨度同班。他虽没有加入同盟会，但在1906年《民报》周年纪念会上捐了钱。1907年返国之前，资助过黄兴，谓“庆午来求援，凑集三百金以济之。”他还参加秦力山的正气会，并偕秦力山出席1902年在东京召开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也是东京神田青年会的筹办人之一，又是湖南留日同学会发起人。他既与同盟会人有交情，又与保皇立宪派人有往来。辛亥革命后，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后来也没参加国民党，终其身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我父亲和大哥于1924年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他表示支持。我于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投入革命洪流，他也表示欣然。我时常献送《中国青年》、《响导》、《新青年》一类革命刊物给他，他也浏览。1926年秋，当他患病时，我寄给他一本刚出版的《五年来之中国共产党》。他扶病回我一信，记忆犹新，大意是：睹来信及附寄书刊，欣悉一切，尔辈既不生于六十年前，又不生于六十年后，时代赋予尔辈之使命重而且大，当今应速求南北之统一，谋国家民族之富强，兴教育以启民智，举实业以裕民生，内修政治，外御强权。余老矣，无能为也，尔辈其勉之!此嘱。这是他最后一封信，是绝笔，也是遗嘱，这封信被我父兄保存二十五年，我继续保存近二十年，终难免毁于浩劫。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祖父是旧知识分子的清高典型，留学日本近九年，进了四个大专学校，由商科到警政，由法政到医科，最后还是医德胜于政绩。他于1906年秋应蔡锷之邀赴广西，先后任柳州监考官、庆远府(今桂林)巡警教练所所长，辛亥革命返乡，筹办学校，随即赴云南任都督府医官，昆明、大理县丞，1916年返湘，任五区(永州)烟酒公卖局长。先后受门生唐巘、刘武之请，边从医边从政。自己时感南北纷争，时局危急，不求闻达，愿为良医以济世救人。生平喜作诗，好藏书，惜丧失，其文仅存三修《陈氏族谱》内一跋，亦足见其生平和思想言行。逝世后，谭延闿诔词中有“救人救世，仁术仁心”等语。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