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文史古城武冈旧事旧观杂忆

　　武冈文史--古城武冈旧事旧观杂忆

　　周清澍
 

　　人到晚年，难免怀旧思乡，尤其像我这种多年身在异国他乡的人。

　　我18岁就离开家乡，而且远离了南方，生命中的四分之三是在北国度过的。正由于北国与江南风物和习俗的迥异，在北方越久，就越发思念久违的南国。

　　十几岁时读沈从文的自传，他早年在凤凰古城上小学时的回忆，感觉几乎同我在小学时的经历和见闻差不多。当时我很诧异，像我这样平庸的经历，包括逃学在全城游荡这类羞于告人的事，还值得写进书里面吗?近年我从加州阿凯迪亚图书馆又重读了这部自传，由于童年与作者都曾在同样美丽的湘西南边远古城度过，又有同在北京和北大学习、生活的经历，这才较深刻地体会到这位同乡前辈的怀乡心情。从北京到内蒙古，从内蒙古到美国，离乡愈远愈久，像沈先生那样，我也爱回顾当年家乡的往事，有一股将它笔之于书的冲动。我没有他那种文采，也没有他经历的波澜曲折的辉煌人生，自认为没有写自传的必要。但是，尽管我个人的事迹微不足道，却如沈先生有同样美丽的故乡，有与他同样值得珍重的乡情旧谊。越近垂暮之年，旧时的景物和往事，越频繁浮现于脑海中，这都是曾同我一道成长的故乡人一段抹不掉的历史，它让我和远在异乡的朋友魂牵梦萦，也值得留在故乡的朋友回忆品味，因此我舍弃写个人回忆录的方式，选择以描述旧观为主，附以个人所见所闻，草成《古城武冈旧事旧观杂忆》。

　　通常人们写回忆录，是以本人的往事为纲，按时序追述，而以描写故事发生的地点、背景为辅。我的写法则相反，是以回忆物——“旧观”为主，如同过电影一般，从整个县城开始，由城池、河渠、桥梁、街道、机关、学校、祠庙、商铺到民俗和民间娱乐等等，逐一加以描述，而以回忆我与该处所有关的往事为辅。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即使不耐烦卒读我的平庸琐事，老年朋友仍能从我的描述中，如同共享一场怀旧电影，欣赏一本武冈城的老照片。我想，身在外地而渴思故乡的朋友，这种“老照片”式的回顾可能对他们不无少补;在乡的朋友闲话当年时，这篇回忆或许可供他们谈助，并可凭藉他们就近核查，指出我记忆的错误。三四十年代的旧物今多不存，旧事已不为人所知，此记也可供中青年乡友了解当年的历史。

　　其次，我回忆某处所时，又追溯了它的历史沿革并介绍有关掌故和知识，这在人们日益关心前人文化遗产的今天，增添这些内容，或许会引起某些人的兴趣，对他们有所助益。

　　我远在故乡万里之外，离家近六十年，这篇杂忆无法亲临原地目验、调查，记忆肯定有误，也不可能全面。但这毕竟是我从个人的角度亲见亲闻的历史，是武冈人当时生活的缩影，部分内容可能只有我或少数人知晓，弥足珍贵，因此我仍决心将它写出来供乡亲们共享，并祈得到批评和指正。

　　离开武冈已经50多年了，这个湘西南偏僻角落的小县城，地处雪峰山脉以东，湘桂边五岭山脉以北，是湖南四水之一资江上游的重镇。崇山峻岭到这里已过渡为丘陵地带，资水河谷形成一连串的小平原，因而很早就成为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秦始皇置封建，设郡县不久，汉文、景年间(公元前179-141年)就在这里设置武冈县，距今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

　　历史上在武冈曾设有比县更高的地方行政建置。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升为武冈军，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又升为武冈路总管府，皆辖武冈、绥宁、新宁三县。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武冈路为武冈府。三年，将属县绥宁改属靖州。九年，降武冈府为武冈州，隶属宝庆府，仍辖新宁县。弘治十七年(1504)，将本州所辖城步巡检司及绥宁县部分地设城步县，直属宝庆府。

　　清承明制，武冈仍建置为州，辖新宁县。雍正二年(1724)年)，新宁县改为直属宝庆府。民国2年(1913)，废州改县。民国36年(1947)8月，析武冈东北部和邵阳、新化县地置隆回县。1951年11月，析武冈东部6乡和邵阳南部为邵阳县。1952年2月，又划出本县西北第8、9、10、11区全部和第3区部分地区置洞口县。

　　由此可见，古代的武冈拥有今武冈市、绥宁、城步、新宁、洞口以及隆回、邵阳等县全部或部分辖区，武冈县城曾是湘西南广大地区的中心。因此，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封长沙定王之子刘遂为都梁侯，建藩于都梁(即武冈)，世袭历时131年。明仁宗弘熙元年(1425)，太祖朱元璋第18子岷王朱楩从云南徙封武冈州城，翌年建王邸，世袭11王，至朱企金豐 在位时被起义民众所杀，建藩于武冈219年。清顺治四年(1647，南明永历元年)四月至八月，桂王朱由榔迁武冈，以王府为皇宫，改武冈州为奉天府，使武冈成为南明的临时首都。武冈城曾作为诸侯王建藩之地和流亡皇帝的临时都城，城池的规模和城内建筑自然较普通县城规格更高、更讲究。

　　在我童年时代，县城约有三万人口，抗战时迁来中央军校和其它单位、学校，拥入大量沦陷区的难民，人口骤增至约五万，特设武陵镇。在这个小县城中，几乎可找到自古以来一个县城中常设的建置，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武冈城

　　首先，就县城的城墙来说，记得曾听老辈说，从湖南南部直到广西，城墙最壮观的有两处，一处是广西南宁，另一处就是武冈。当时我还年幼，没有追问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或仅指当时大多城市城墙已拆除后的情况。我初次离开武冈就到了北京，其间曾分别在邵阳、长沙和武汉停留，邵阳是专署所在，旧的宝庆府城;长沙是省会;武汉是当时的中南区首府，清代两湖总督驻节地;这三地的城墙都早已拆除。北京是国都所在地，当时城墙完整、巍峨壮观，远非武冈这种小县城可比，但我却发现北京的城墙纯用烧制的砖头，而武冈的城墙则用天然的石头砌成。所以，武冈的城墙自有其不同于北京的特色，我还是若干年后到南京才看到类似残留的石头城。

　　武冈城墙始建于宋代，元朝平南宋，下令尽毁新附江南各地城垣。明洪武初开始，重修武冈城墙，采用方形青石垒筑，周长746丈、高2丈、宽8尺，东西南北各有城门。这时修建的城墙和城门，应指武冈的内城，也就是岷王王宫所在的王城。

　　南门名济川门，南宋理宗赵昀潜藩时代曾遥授邵州(今邵阳)防御使，传说曾书写过“宣风雪霁”四字题词，明人建宣风楼，悬“宣风雪霁”四字匾额于楼上，号称武冈十景之一。今人多误认为明代的宣风楼就是老南门城楼，甚至以为在南宋时已建此楼阁。据《宝庆府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卷9)所载：宣风楼故址在内城以南州衙左面高阜处，在楼上能俯瞰全城，直到清康熙三年(1664)，才被知州吴从谦移建于离旧址约百步的济川门城楼上，复前旧观，即今天的老南门城楼上。(卷9、12《营建志》、《地舆》)

　　明正德十三年(1518)，知州龚震于州衙前凿城为门，上建谯楼，以便民出入，称新南门。这就是今市委和市政府前的城门，相应地济川门被称为老南门。

　　我与老南门还颇有缘，1940年春因重病后退学在家，适逢年前叔父回乡倡办都梁图书馆，暂借老南门城楼作馆址，我就以借阅馆中图书消遣了这半年辍学的时光。老南门城楼是由砖石建成，城门洞上的楼房是云山小学的教室;再东面的建筑属都梁图书馆，由老南门进了内城，沿城墙向东，有一条弯曲的石阶长廊通向踞于城楼最高处的馆舍，据说是前清文昌阁的旧址，当前是属于县立女中的校舍，是向女中临时借用的。

　　上述石阶长廊的末端，是一条由东向西靠南面的走廊，透过南墙窗户可俯瞰内城以外县城的风光;走廊的北面是图书馆，从大门进去，东边是报章杂志和图书阅览室，西边是借书处和书库。叔父的藏书主要是古籍和教育学的著作，我能阅读的只是些新购或赞助人捐赠的少儿读物。小孩子没耐心久坐，常在座位上乱动或发出响声，影响到其他读者，担任管理员的毛昭明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和亲戚，几次制止无效，就让我到书库中去看。少儿读物放在两个书架的下几层，夏天我干脆躺在地板上看，顺手从玻璃柜中抽出一本，再看下一本。由浅入深，阅读能力进展很快，兴趣越来越浓。我读书本不用功，成绩不佳，反而因这次辍学，居然半年内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书，加上以后复学时所读不下数百册。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两套书，其一是两种过期儿童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每种约百本，我挨次将它们读完;还有一套商务出版的百科式《小学生文库》，约400册，其中有从中国古籍中改编的神话、故事，有外国的童话、小说：如《安徒生童话》、《格兰姆童话》、《鲁宾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大人国和小人国》等;有四部稍加删改适于儿童阅读的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说岳传》;有以小朋友游历全国各省的形式(每省一册)传授地理知识的书;还有若干册介绍社会和自然科学常识的小册子。有时我将书借回去，限借一册，如《水浒》和《三国演义》各分成12册，我读得入了迷，每天从家中来往奔跑于图书馆之间三四次，两三天就读完一部。那时，我刚满8岁，读了这些书，不仅培养了我这个四年级学生很难达到的阅读能力，还学到了至少到高中时才能接触到的知识。

　　这年秋天，我到云山小学重读四年下，级任老师是我大哥去世后大嫂改嫁的丈夫刘先生，他认为我年龄太小，应降班就读。但我因半年来读书很多，插班考试成绩很好，不愿降班，他也就不再坚持。1941年春，我仍在云小升入高小五年级，高小四个班的教室都在老南门城楼上，我班的教室正好是朝南门洞上的一间。窗户外能看到街上的行人和他们出入城门的情形。有一次课间休息时，一支迎亲队伍从南而来，吹吹打打，非常热闹，窗户墙外留有一尺来宽的地方，好些同学爬到窗外站在上面看热闹，有人朝游行队伍、仪仗、花轿扔小石头、土块，激起迎亲人的愤怒，向学校提出抗议。级任老师来处理此事，几个顽皮的肇事者始终不出头主动承认。这位老师的一位亲戚与我同班，家住石牌坊邓家祠堂，是我的邻居玩友，老师可能早已听闻我们这伙顽童淘气的声名，就咬定是我们干的坏事，把两人叫出来责罚了一顿。其实我课后是下城楼到操场上玩去了，上课时才回到教室，受此不白之冤，至今还记住此事和这位老师。1987年离家后第一次回乡，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许超凡接待我，得悉他原名许名铎，名字好熟悉，但想不起何时有过交往。互相回忆，我们同时上过云山小学，说不清是哪一班。我说起老南门城楼上曾发生过这场闹剧，他说也记得有此事，因而证实了我们当时是同班。

　　这年秋天，我家从县城迁居到乡下老家，父母乃将我转学到皇城坪(今县招待所的东南部)的联合小学，托付给我家亲戚欧盱衡校长照顾。我和几位表兄、表姐都在都梁图书馆食宿，原来在城楼顶的书库和阅览室之下，云山小学教室的东面还有一些房间，我们就在这里吃饭和住宿，因此我仍没离开老南门城楼。放学后可到楼顶阅览室看书，休息时也能站在城楼观赏全城的风景，朝南望去，正对着大路边的魁星阁，透过阁楼上的窗棂，可隐约看到点斗魁星的背影。图书馆东面正对县立女中的操场，常常可看到学生们在上体操课和运动。

　　1943年春，县立女中改为兼收男生的普通初级中学，秋天我也考入这所学校，在县中一年多，我仍经常来回穿梭于老南门之间，因此，老南门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生活中，留下了长久抹不掉的记忆。

　　清乾隆年间，闭塞了内城的北门。咸丰十年(1860)，为抵御太平天国军，于正北、东北各建炮台一座，保留到今天，分别称为大、小炮台。1947年，都梁图书馆在大、小炮台之间山脚下乐洋塘建成新的馆舍，已从老南门迁到新馆，此后这里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图书馆由于经费拮据，管理员只保留我的表哥欧华璋一人，有时我还帮他清理图书，这有助于我熟悉不少书名，尤其是一般人很少接触的古籍。从这些书中曾发现一批禁书，记得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囫囵吞枣地读了潘著，才略知什么是逻辑。大、小炮台就在图书馆后面的山上。两个炮台我已没多大印象，但近年看到从家乡寄来的家谱，发现我的祖先思王介 公，元末明初，由江西永新厚田迁居武冈杨柳小水。长子坤桅，字桢之，由小水上房移居城南沙子江周家园，后居独石。他与夫人叶氏却同葬在武冈城阜岭，就是今大炮台边。子大述，是我们这一房的一世祖(我们清字辈算13世)，也葬在“武冈城东官山，即今小炮台边”。

　　过去曾听老人说：岷王只管修筑自己的宫室和城垣。城南是商贾、工匠等平民百姓的聚居区，并没有城墙保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广西古田瑶军攻进武冈，杀死参加考试的文童。四十五年(1566)，瑶军又攻占新宁，进军武冈的新寨，武冈州通判徐玑与守备槐寅商定，建议增筑外城，得到朝廷的批准。明末嘉靖、隆庆、崇祯间，由岷王和地方官出面多次动工兴建城墙，不断增高拓宽，并向外扩展，大体上建成现在的规模。再经清乾隆、咸丰两次重修，外城共有五座城门：东门叫迎恩门，东南叫太平门，南门叫熏和门;西门叫庆成门，此门以北，另有一个清渠门，为了区别，前者俗称旱西门，后者称水西门。

　　后来直到抗战时期，外城又增开了四个城门。旱西门以南、城的西南还有一个新西门，城内门额题有“紫气东来”四字，出典于汉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潼]关令尹喜望见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因此，朝东的西门内侧上题“紫气东来”，即意味着将迎来东方的祥瑞。

　　我家住东城，对西城不太熟悉，常走动的是东、南几个城门。我老家在南乡，每逢下乡或乡下来人，必经南门。南门建于资水北岸，故俗称水南门，出门迎面是水南桥。从桥南头往北看，武冈城恰如铁桶一般易守难攻，石头城本来坚固，加上前有宽阔的河面，石桥是唯一通道，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读革命回忆录，得知红七军从广西转移，耗时一月，才从广西龙胜经湖南通道，由湘西绕行到达武冈，计划攻占县城补充粮饷和装备，就从南门发起攻势，苦战三天，对城中守军仍未造成威胁。政委邓小平决定弃城东进，休养和补充军队给养的计划落了空，又错失了宝贵的时间，造成了红军的损失。90年代，萧克将军主编军事百科全书，关于“战争”一条，对成吉思汗如何作战的问题颇感兴趣，来内蒙古邀请我和另一同行一起讨论。他听出我的口音，询问我的籍贯，得知我是武冈人后，说及他领红六军团长征时也曾经过武冈，可惜我没想起问他有没有攻过武冈城。

　　出了南门，过水南桥，南岸是沿河而建的长街。往西通往西乡云山北麓、资水以南地区。前文提到，我祖先居住和安葬的城南沙子江周家园，就在循此路西行离城约六七里处，每年清明节，周氏子孙都要从远处赶往这里为先人扫墓。过水南桥往东是一条弯弯曲曲更长的街，中间略有间断，一直通往离城三里的三里亭。三里亭前面，有一脉绵延于城东南的丘陵挡在前面，迎面能看到一座高耸的古塔，矗立在僻静而杳无人烟的山头，我从未攀登山上去看个究竟，也没听说哪个朋友曾亲临塔下欣赏过，因此给我留下长久的思念和遐想，直到近年仍要向家乡人询问，遗憾地得知已被人愚蠢地拆毁了。顺着塔前山麓折往左边的鹅卵石路，是通向我老家栗山园的大道。前行至离城十里，山势更高、更陡峭，行人远远地就能看到尖尖的山巅，有一座绿树围绕的庙宇，人称为南山寨，《宝庆府志》称为玄帝祠，“为州伟观”，从南山寨再过一个山头，山脉至此突然中断，一条从龙溪铺南来的小河，从山后绕过来流到山前，河上石桥横卧，桥名“安乐桥”，不仅桥名好听，配上清幽的河水，桥头树荫里三五人家，风景堪称秀美如画。可是，乡人却谐音误称为“烂木桥”，实在大煞风景。

　　从三里亭直往前走，从两山夹峙的谷地穿过，地名五里牌，高墙巨宅甚多，但大多只剩残垣废墟。再往前走，离城十里，就到了一个小镇——龙溪铺，这是从武冈去新宁的官道。另一条偏东的路，通往我曾两度上过小学的大甸。

　　南门往东是太平门，出太平门就到了河边，前面既无路也无桥，太平门的特殊作用是通向码头，这里是武冈城的水运码头，也是资水源头通航的最后一个码头，船只再不能从此上驶，因此有一个“济川回舟”的雅号，是所谓“武冈十景”之一。从长沙到洞口的公路修通以前，武冈人出门去府城、省城，就是从这里上船。在我上中学时代，家在黄桥铺、桃花坪、邵阳等处沿河居住的同学，仍有乘船来往的。但主要的作用是充当货运码头，外来的货物用篷船运来，就在这里登岸进城;本地的土特产桐油、生漆、土纸、玉兰片、米谷等，也在这里登船启运。在旧日湖南省内，武冈是相对人少地多、产粮较多的地方，因此有米谷出口。我记得有一年遭遇旱灾，下游各县缺粮，商人见有利可图，大批收购粮食从这码头载船外运。城内贫民闻讯，深恐粮价上涨，群起围阻粮船下驶，这类的群众对抗事件我曾目击过好几次。这里还有渡船通向对岸，由社会集资雇一个船工专门在此摆渡。

　　每逢端午节，武冈划龙船竞赛也在这里举行，我小时候观看过一两次。出赛的船和队伍由城里工商界各行会和近郊农民组织。我家门前染坊的工人得意地告诉我，每次决赛，优胜者必然是他们和刨烟工人两支队伍。染坊工人的劳动是每天踩布，即用两臂抓住钉在空间的两根木杠，脚踏六七百斤重的石墩，石墩上部两端如蝴蝶展翅般凿出两翼，先踩住斜靠在卷着布匹的圆木上石墩朝上的一翼，飞身而上，另一只脚随即踩住它的另一翼，接着人已吊在空中，像玩杂技踩跷跷板一般，在卷布的圆筒上不断滚动压碾，将绉巴巴的布压得光滑平整。日久天长，染坊工人练就了强劲的臂力和蹬船稳如泰山的功夫。刨烟工人的工作是将两尺来高的烟叶捆紧，用特制的刨子从一侧将它刨成烟丝，因此也练就一双力大无穷的铁臂。

　　军校二分校迁来武冈，在城郊法相岩新建校舍，但仍有部分单位和人员留在城内，为便利互相往来，1942年在太平门东北面又开辟了一个新城门，名曰复兴门。从我家石牌坊往东走，到化龙桥前应折转向北过桥。如一直往前走，还有一条巷道通往张家院子的前面、城墙边叫菜园里的地方，城门就开在这里，在菜地里新铺一条平展的砂石路，穿过城门，直达河边一大片开阔的平地，俗称河道坪。资水之上，军校的工兵架了一座木桥，由河道坪过河，在田垅中也铺设砂石路直到山坡下，再延伸到法相岩军校本部。从此，由武冈出城，经石牌坊东出新城门，过河道坪的木桥到法相岩，增加了一条城乡往来的要道，我们南乡人下乡，除了出水南门的传统路线外，又多了一条捷径。

　　新城门再往东北走，城墙下有一个水门，渠水由此流出，水门中隔以木栅，称为“东水关”，或称水拱，这是穿城而过的渠水出口。城内渠水北岸，是一个突起的山包，从石牌坊过化龙桥，折而向东，有一条弯弯曲曲、忽高忽低的街道，从这山包的半坡上通过，这就是东正街，旧称东门街，通向县城的东门——迎恩门。东门离河边约一二百米，沿河往北走不远，就可看到武冈城外横跨资水的第二座大桥——玉带桥。

　　沿河再往东北走，大道折而向北，东面河左岸是一片坡地，在河岸的悬崖上，耸立着一座叫凌云塔的七层砖塔，建于清道光年间，俗称东塔。塔下河水湍急，我同伙伴们常来这里，从石岸上跃入河中，游往对岸，来回戏水。距河边凌云塔约三四百米，北面高处另有一座七层八面的塔，塔名泗州塔，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距今已近千年。这塔用白泥涂漫，绘饰有瑰丽多彩的壁画。据《州志》描述，画中有“飞鸟走兽、楼台亭阁、草木花卉、菩萨天仙、缭绕祥云”，“字画端好，精妙绝伦”，故人们称为“花塔”。这塔很特别，塔身倾斜度很大，似乎可能随时倾倒。

　　1942年以后，省立第六师范在两塔之间、文昌宫附近大片荒坡地上建成新校舍，从此武冈有了一所专收初中毕业生的师范学校，每年毕业学生几百名，源源不断地补充邵阳专区所辖五县的小学师资，为教育的普及和质量的提高作出了贡献。我就有四个堂兄和一个堂侄曾在六师上学。校园中花塔周围是学校的农场，由于欧华璋在农场工作，我常到他那里游玩，曾进塔一直爬上顶层，奇怪的是，由窗口往下看，却毫无置身高层倾斜建筑物中的感觉。

　　在武冈的时候，我从一本书中看到外地(镇江)一座斜塔的照片，后来又得知意大利有一座比萨斜塔闻名于世，因此常联想起故乡的花塔。文革后向乡人问起，才知这塔没毁于“愚民”或红卫兵，而是毁于革命政府。镇江的斜塔也从未听人说起，看来只能让比萨斜塔专美于世了。

　　二、河渠和桥梁

　　前已谈到，城南由西向东流的资水上，有两座古桥，南门外是一座石砌拱桥，由于它跨越资水通航的终点，踞于河道最深最阔处，在县城和城郊周围，数这顶桥最长和最为壮观，雅号“梯云桥”，俗称水南桥。

　　东面的玉带桥是一座风雨桥，桥面上覆盖着长廊式的木建筑，又可称为廊桥，“下构鹊巢，上复鳞甍”，即在下面每个桥墩上用斗拱式的木构托起桥身，桥上覆盖瓦屋顶以遮风雨。桥中间在两翼屋脊之上，另建高翘的殿阁，在桥两侧分别设置供奉观音菩萨和关圣帝君的神龛。神龛左右，桥临河两面都隔以透风的栅栏，桥栏内每对廊柱间皆架上木板，做成固定的长凳，为行人提供坐位休息。长凳前有摊贩出卖本地特产的凉粉、米粉、蕨粑粉等食物，路人坐在长凳上，既能透过桥栏欣赏河上风光，又能借河风乘凉，买点食物充饥。此桥“左右重檐，东西为门，桥下各葺屋以僦居人，令司启闭。”既注意到美观，又考虑到安全，责成专人守护防火。侗族的风雨桥有的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广西三江县林溪河上的程阳桥，贵州黔东南黎平县地坪的风雨桥和通道县西南的回龙桥(俗称花桥)。但武冈汉族风格的风雨桥却别有风味，玉带桥长达百米，真所谓长桥卧波，气势非凡。1949年初，竹篙塘到武冈的公路通车，从此武冈可乘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着又开工修筑通往新宁的公路，汽车站就设在玉带桥头，为便利汽车行驶，桥上的建筑被全部拆除。过桥后马路从法相岩附近通过，从此，我们又舍弃了出新城门、从河道坪过河的道路，改走出东门的捷径。

　　武冈在明初建藩时，只修建成拱卫藩王的内城和王城，内城南面，从西到东流过一条渠水，河流笔直，河面宽度都差不多，河两边大部已用砖石垒砌起护岸，与江南水乡城镇中流过的河道毫无区别，因此我猜想渠水应该是一条用人工开凿出来的河渠。渠水是一条既不清澈也不深的河，但在我童年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出生和童年时的两个故居都在这条河边，每个故居各夹在两座桥之间，因此渠水和河上的四座桥都留下我当年的故事和回忆。

　　从东往西看，渠水从东城墙下一个水洞流出，水洞中隔以木栅，称为“东水关”。

　　从东水关逆流而上，穿过东门街坡下一片田垅，就是渠水上最壮观的化龙桥。据《州志》称：原名义济桥，后又名化士桥，明隆庆时知州宋纯仁重修，始改名“化龙”。化龙桥是一顶桥和寺庙结合的桥，将在下文寺庙部分详细介绍。

　　游龙桥 我家后墙濒临渠水，处于化龙桥西约一二百米。再往西二百米又有一座木板桥。我在云山小学上学时，从西后门出来，沿河约走百数十米，就是这座正对福音堂东墙小巷口的木板小桥，即《州志》中所称的游龙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从此过桥，再沿河北街道前行至骧龙桥边的校门口。

　　化龙、游龙桥往上走就是骧龙桥。我所看到的是一座石拱桥，从形制上看，应该说是一座质量较高和美观的桥，建于孔庙的东南侧，架在南门和老南门之间南正街当中必经之渠水上。据旧志载：原名“化雨桥”。明万历初年，知州宋纯仁将木桥改建为石桥。后来又“上建层阁，矗立云端。”直到清末还可看到，但不知何时被拆毁。我青少年时代，无论是去云山、联合小学、武冈县中或都梁图书馆，都是途经没有桥廊覆盖的石拱桥。

　　我家所处化龙桥和游龙桥之间的渠水南岸，仅有一堵濒河而建的白粉墙(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后方，白粉墙刷成深灰色)，墙内就是我家的后园。东西墙临河各开一个有门楼的侧门，分别有小路通往游龙桥和化龙桥;相反，从这两桥过来，由于我家的后墙已贴近河岸，所以不能通行。我家后园不似别人家种植蔬菜，故树木较多，特别是当中有一棵数人才能合抱的槐树，全城除孔庙中的两棵银杏外，它应排位第三，因此园内显得郁郁葱葱。我离家不久，在北京偶然从一本书中看到一张30年代的照片，角度是从骧龙桥往东拍摄的，聚焦点正是我家的后园。我在武冈时，从未感觉这园子有什么值得欣赏，但这张黑白照片，却让我看到白墙中的蓊蔚青翠，看到了小桥(游龙桥)流水畔的人家，身在天涯的我，顿时触发了断肠的怀乡之情，久久凝注和端详着这张照片而不能释手。

　　登云桥 骧龙桥西北是孔庙或称学宫，南面红色宫墙外的沿河小路，旧称学前街，从骧龙桥北沿此路前行仅几十米，又有一座木板桥，此桥始建于明。据隆庆丙子年张楚城所写的《重建泮桥记》描述：济川门外西南百步许的武冈学宫，“前挹云山，后枕雉堞，左右腋虹桥、鳌石，中界渠水”，因正在学宫大门前，故用渠水充当泮池，旧有前知州唐荣所建一拱石桥，由于跨度过高，嘉靖间拆去另建木桥，但经不起洪水冲击，累建累圮。隆庆辛未(1571)，宋纯仁出任知州，于万历二年(1574)命匠鸠工采石于同保之麓。仍建石梁为二拱，跨江约三丈许，横阔二丈许，分为三道，中为王道，左右为展谒通衢。经始于乙亥(1555)之冬，至丙子(1556)夏落成，描写成“长桥跨波，晴虹濯彩”，“上翼石栏，为学巨观”。崇祯末，镇守刘承胤加一拱“以肖泮池之形”。(《府志》卷9《营建志·泮桥》、卷30《艺文志·学校记》)这座桥以北是当时的儒学所在，故名泮桥。后来儒学改为书院，又改名登云桥。可惜，当年“为学巨观”的美丽石桥早已不存，我所看到的登云桥是一座矮小简陋的板桥，既无两拱、三拱之身姿，也无两翼之石栏，更不是阔二丈的“展谒通衢”。估计此桥是旧桥圮毁后另建的。

　　桥南头是一条通往鳌山街的小巷——水巷子，水巷以东墙内，就是我出生时的故居。这所房子的东面，是渠水南岸的一片空地，即文庙对面红色照壁前的月台;房子北面的河对岸，正是孔庙西门外、教育局前的小广场。1987年回乡，我同母亲路过这里，我请她指认我出生的房间，她指出正是河边紧邻月台那栋楼房楼下最东的一间。当时，我家已在石牌坊另建新居，等我满月后就迁往那里，所以水巷子周宅的往事还是后来听家人说的。

　　登云桥上游还有攀龙桥和兴龙桥，由于我家住东城，对西城和此两桥印象不深，但记得当时都是风雨桥，上有桥廊覆盖。现在两桥的桥上建筑已被拆除，而桥身又远不及骧龙桥壮观，古桥往日的风韵已不复存在了。

　　由此往西，穿过水西门稍南的城墙，是渠水流经城墙的西水门—水拱。

　　三、衙门和各种公署

　　岷王府 武冈在明朝与一般州县不同，它还是明宗室藩王的就封之地。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楩，洪武24年(1391)封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28年云南归附，朝廷认为“宜亲王镇抚”，将岷王改封到云南。建文元年(1399)，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奏他有过，废为庶民。成祖永乐初年，恢复了王爵，但仍沉湎废礼，杀戮吏民，曾相继得到“夺册宝”和“削其护卫，罢官属”的惩罚。仁宗即位，徙封武冈，次年改元洪熙，四月，就国武冈，寄居州治所，以后在今县政府一带建筑王邸，并建成王城。包括中西部的大王城和东部的小王城。除岷王外，先后开府于武冈共有11个藩王，是湖南建藩最集中的地方。

　　武冈州县衙门 在我的印象中，武冈县衙的确是一座堂皇的建筑。它的大门称为大槽门，外观气魄非凡，大门内又有仪门。正对大门是一堵高大的照壁，或称屏壁。照壁前是城墙，开辟出前面提到的新南门通向大街。因事进衙门的老百姓，由大街往北走向县衙，是一条由低升高的坡道，穿过城门，绕过照壁，走向高耸的大门，一直从低处抬头仰视，不能不心存敬畏。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似乎父亲在县财政局担任过一任局长，反正宿舍在县衙深处东边某跨院中。不知何故，他带我在这里住了几天。饭厅是设在宿舍旁的古庙内，饭桌就摆在神龛前。神龛内并排供奉着两位神灵，据说这两位是县衙专供的神，即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和曹参，他俩早年皆出身县吏，后来相继担任汉朝丞相，定律令、慎择郡吏，被奉为历史上理政事、足财用的楷模，所谓萧规曹随，奠定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那时我刚读过《西汉演义》一类的书，知道这个典故，因而迄今仍能记住这两个县衙中特有的神祗。

　　武冈县政府即前清的州衙署。据《清史稿》(卷116《职官三·外官》)载：清代每州设知州一人，职责是掌一州的治理。当时的地方行政体制，省以下分设道、府、州、县，州在县之上。因武冈不是省直隶州，而是宝庆府的属州，地位视同如县，但官品是从五品，比县令要高。在知州的州署附近还有州同知(州副长官)署、州判署和吏目署。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无定员。分掌粮务、水利、防海、管河诸职。吏目一人，从九品。是州同、州判的下属，职掌“司奸盗、察狱囚、典簿录。”

　　州同署 设在城北60余里的高沙市(今属洞口县)，等于是州城外另设一个以州副长官主持的派出机构。吏目署在州署东，都不知何时废置，清末仅留故址。

　　以上官员，按今天的说法，是在编制中的国家干部，此外还另有一种编制外的师爷。古代的科举制度，儒生在中式出仕前，不许也无暇接触官修的典章和律令，待一旦高中被委任为州、县长官时，既无治理地方的实际经验，也不了解国家的法令，因此必须自聘熟悉朝廷律令的师爷辅佐。据我父亲说，每州县有两个师爷：一个管刑狱，因发榜判刑时，师爷写好榜后，要在犯人名下用朱笔画一钩，故称“红笔师爷”;另一个管钱粮，常用毛笔薄记，故称为“黑笔师爷”。

　　游击衙门 外城的南门今称水南门，从水南门进城直走就是南正街，走不多远与西正街相接。再往前，又有一条与西正街平行的街巷——箭道坪巷，巷北是城隍庙，巷南是一片废墟，其东、北两面分别面临南正街和西正街，人们都称这里为游击衙门。箭道是游击所属军士操演的地方，这个广场故名“箭道坪”。进此巷西行，再折而向南，另有一巷可通往西直街，由于它正当游击衙门的大门前，故称为“辕门口”。也就是旧戏中常说的“推出辕门斩首”的“辕门”。

　　清代兵制，绿营兵在总督、提督、总兵(武官正二品)之下，通常设副总兵(也称副将，从二品)、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名目。当时湖广总督节制二巡抚、二提督，即湖北巡抚、湖北提督、湖南巡抚和湖南提督;湖南提督节制三镇，即镇筸镇、永州镇和绥靖镇。镇以下的编制是协或营，永州镇兼辖宝庆、衡州二协和临武、宜章、桂阳、武冈和岭东五营。宝庆协的长官是副将。绿营通常以“营”为基本单位，根据驻防地点的重要性，各设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军官。各营又按照长官的等级以及驻防地的重要性，规定不同的兵员编制数目，在200-1200名之间。武冈正是从三品武官游击驻守的地方。清代的地方官制，我还是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学到一点基本常识，他曾教我两句口诀：文官是制(台，总督)、抚(台，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道(台)，武官是提(台，提督)、镇(台，总兵)、协(台，副将)、参(将)、游(击)。这让我记住了武冈常驻军事指挥官的名称。

　　游击衙门旧址仅存一片废墟，加上原来的箭道，除沿街的商铺外，只剩一块空阔的广场。这广场由于地处全城最繁荣的中心地带，大约在抗战爆发前不久，武冈城已有人自备发电机放映电影，将这片空地围起来，设置诸如椅凳等最简陋的设备，就成为武冈最早出现的电影院。电影虽然是无声的，观众却非常踊跃，票价不菲。当时我年龄尚小，情节已不复记忆，但只记得其中有《火烧红莲寺》和《十三妹》等片，因为几年后我接触到《江湖奇侠传》、《儿女英雄传》等书，依稀联系起电影中的情节，书一入手就读得如醉如痴，所以还能记起电影的片名。1937年8·13中日松沪大战，当时拍摄了纪实的记录片，几月后也运抵武冈放映，我国抗日将士英勇作战的壮烈情景，在这闭塞的小城也激起了巨大的回响，鼓舞了人民抗日的决心和意志。

　　守备署 直至清朝末年，武冈还另有一个军事机构——守备署。据《武冈乡土志》载：“自南门街西北至西门街，街之右有守备署”。这应是从南门入城后左手第一条小街巷，因此街是守备署所在，故街名守备前街。街的东口面临薰和门——南门，又名薰和街。守备署旧址就在这条街中段路北，署西有一条小巷通往西直街，巷名守署右巷。守备署正在守署前街和守署右巷相夹的拐角处。所谓守署前街或守署右巷，都因邻近守备署而得名。守署前街和守署右巷即今酱园巷。

　　武冈设守备的历史可以远溯到明朝。明太祖建国的洪武元年(1368)3月，荆州卫指挥吴与宁攻占武冈，改武冈路为武冈府。4年夏，中州峒峒民杨清甫等起义抗明。明江阴侯吴良调胡海补武冈营进剿，反抗者或被斩杀，或降或被俘。为防止乱事再起，同年修筑武冈城。(《乡土志》)

　　洪武六年，置武冈守御千户所。(《县志》)明朝的军事系统定制：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各地卫所和都指挥司。其中前军都督府，管辖在外的湖广都指挥使司，下辖宝庆等27卫，散布在湖南、贵州和四川境内的31个千户所，其中武冈州境就有武冈千户所和城步千户所两处。(《明史》卷90《兵二·卫所》)

　　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镇抚二人。辖十个百户所，总旗二十人，小旗百人。遇有军政事务，卫指挥千户所，千户督百户，百户下总旗、小旗，率其卒伍以听令。(《明史》卷90《兵二·卫所》)

　　五军都督府对卫所军队无调遣权，每逢战事要由皇帝委派的总兵官率卫所军队出征。总兵官由临时派遣逐渐演变为常设的军事机构。在湖广总兵之下，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明朝的地方驻军制度，“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英宗正统元年(1436)，横岭峒苗与逃民聚众反明，攻劫绥宁，总兵萧绶奉令同副总兵吴亮、都指挥郑通进剿。平定后，设武冈守备。(《县志》)据《明史·兵志》载：湖广有守备十一人，其中有武冈守备1人。

　　武冈除驻军外，还设有专门护卫王府的王府仪卫司。设仪卫正一人，正五品，下设仪卫副、典仗等。仪卫掌侍卫仪仗，护卫掌防御，护卫王邸。有征调，则听命于朝。《明史·职官五·王府仪卫司》明朝的定制：共有仪卫司33处，湖广都司所辖有6处，岷府仪卫司是其中之一。《明史·兵二·卫所》

　　清顺治十七年(1660)，升武冈营守备为游击，裁守御千户所。十八年(1661)，设游击、守备、千总各一名，马兵50名，战兵100名，守兵35名。乾隆三年(1738)又增守备一名。守备是正五品的军官，因此在游击衙门之外另有官署。光绪23年(1899)，官长有游击一名，千总一名，把总一名。宣统元年(1909)，武冈营被裁撤。

　　县党部 北伐胜利，国民党取得政权，从中央到县，都新增常设机构——党部。武冈的县党部在大皇城联合小学的北面，门朝东，门对田垅——今乐洋路。40年代武冈发行的唯一报纸——“武冈民报”也同在这个院内。关于这个机构，我还能记起几件与我有关的事。

　　1943年，我从大甸和亲乡中心小学毕业，夏季举行全县首次小学毕业生会考，考场统一设在城内，乡下的学生都要进城应考，我校学生就临时寄住县党部内食宿。考试合格者在老南门外西面的墙上贴榜公布，榜上有名才能准予毕业，这次小学生会考可能是武冈空前绝后的一次。

　　1947年春，由于《武冈民报》发表了一篇攻击洞庭中学及其学生的文章，激起学生们的愤慨，于是法相岩高中部的学生自发冲进县党部内的《武冈民报》馆。当时我正面临初中毕业，校舍还在塘富冲，所以没介入此事。事后听高四班的萧体俊同学兴冲冲地来描述了事件的经过：他们在报社没找到主编萧某某，因为萧正在武冈县中兼课，学生们又跑到县中打了主编一顿。军校主任李明灏和洞庭首任校长刘侃元都是左派，属下收容了不少革命人士，为便于掩护，初来武冈就注意与县党部搞好关系，洞庭首届董事会曾聘请县党部书记易瑞芝为董事。这时洞庭中学的后台中央军校及李明灏等人早已离开，于是县党部趁机告到省里，把责任推到校长王鉴清头上，力图插手干涉洞庭的内部事务。王校长被迫向前董事长提出辞职，李明灏为了维持洞庭中学，致信请我辞职在家的叔父周调阳调停此事。叔父是本地人，而萧某恰巧曾是他的学生，通过他的说服堵住了原告的嘴，风波才得以平息。李明灏已离开武冈多年，突然来信敦请叔父继任校长，家人都感惊异，我听到叔父对家人谈及打民报馆的事，因此得以了解这起历史事件的原委和内幕。

　　1948年冬，我在洞庭中学参加了“法相岩”社，主要活动是同学们在校内编刊壁报。《武冈民报》的编辑尹英文曾在洞庭初中部工作过，为了开拓稿源，与“法相岩”的社长山门同乡张海辉取得联系，请我们在该报编写一版文艺副刊，没有稿费，由我们自编，每两周出一版。专栏就名“法相岩”。我在上面只发表过一篇，内容是读高尔基《俄罗斯浪游散记》的读后记。虽然幼稚，总算是我平生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用铅字印刷的文章。

　　参议会 民国33年(1944)，武冈县成立临时参议会，由县府遴选参议员若干人。次年抗战胜利，湖南省政府颁布限期成立县市各级民意机关的实施办法，由最基层的保民大会选出乡镇人民代表，再由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参议员，于民国35年(1946)成立县一级民意机构——县参议会，会址也似在县党部内。我父亲一直连任代表和亲乡(今大田乡)的参议员。除各乡镇代表外，还有农、工、青、妇、医、教、商等职业团体单独选出的界别参议员。如医界就有一个名额，但必须是持有政府核准执照的医生才能当选。而当时地方的土中医未被承认，正式学过西医的人极少，持有执照者更少，全县仅2人。我的堂表哥欧镜涵曾在长沙省办的短期医疗学习班结业，取得了医生执照，又由于他在家时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用草药和中药治病的处方，加上他虚心好学，勤于钻研，回乡后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后又被武冈县中等校聘请为校医，因此在仅有两个医生的武冈很容易就当选为代表医学界的参议员。

　　县参议会成立后，接着又有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都是每县一个名额，六师校长杨韶华积极竞选省参议员并终于当选。1947年又要选举全国的国民大会代表，当时的武冈有三股地方势力，即县城周围(约相当今武冈县境)、东北乡(相当划归今隆回和邵阳的几乡)和西北乡(约相当今洞口县境)。武冈城区士绅为了稳操胜算，有人出面动员较有威信的周调阳出马竞选，他的朋友杨韶华也进行鼓动。叔父主动辞去省里的职务，本意是想摆脱官场纠缠，回乡求得安逸，不仅拒绝竞选，甚至有人拉他进城表示支持拉票，也被他拒绝，躲在乡下不闻不问。起初竞选角逐的声势甚大，由于武冈是个大县，又另分得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各一个名额，正好参与竞选人中，声势最大者城区、西北乡、东北乡各有一人，而且都是国民党内的实力派：其一是西北乡人前湖南省党部书记长林式增(县参议会长、云山中学校长林兆鹏之弟)，其二是东北乡人现任省党部书记长莫萱元，其三是武冈城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部主任唐际清。为了避免竞争中的损伤，经他们三家商定，林竞选立法委员，莫竞选监察委员，唐竞选国大代表，三人互不冲突，反而互相支持。我父亲是县参议员，当然是他们重点争取的对象，这些人皆到过我家，宴请不断。记得莫萱元的名片有64开纸大，正面在姓名旁列各种官衔，反面列有自己的系列著作。当时虽然竞选造势非常热闹，但由于事先内部达成妥协，当各地传来种种竞选奇闻笑话时，武冈还是较平静的。只是几个此圈外的竞选者更没当选的希望了，如吕振羽的弟弟吕持平是一个留德的知识分子，与我父兄辈皆有交往，这次也还乡竞选国大代表，在几个实力人物事先分赃的情况下，他必然只落得铩羽而归。

　　法院 还在我上小学前，国民政府试行司法独立，另设司法处，从省直接派来浏阳人李姓法官，全家租住着四牌楼街口的张南溟家院子。我在云山小学上二年级的时候，与他的儿子李中约同班，后来他跳了班，而我因故辍学数次，在高中时又同他的小弟中震同班。李法官上任不久，就在武冈病故，全家失去以薪俸养家的当家人，中约、中震的大哥只好在武冈寻一教师职务维持全家的生活，并供几个弟弟上学。

　　除政府机构外，我所知道的还有如下几处：

　　邮电局 就在我家石牌坊住宅的斜对门，清末就开设大清邮政代办支局，民国二年(1913)，在武冈州改县的同时，正式在此设立中华邮政武冈支局。当时武冈城住户不多，邮件甚少，如给我家写信，不知门牌号也没关系，只要写“邮局斜对门周宅”也能收到。邮电局是旧中国少有的工资稳定、福利有保障的单位，是老百姓最向往的工作。租用我家屋前西头店铺的范老板，店门正对着邮电局，他儿子范松柏(后改名康)与我同龄，是我进自治小学开蒙时的同行伴侣。1948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范老板曾郑重地问过我：“学哲学是干什么的?”又问：“他毕业后能否当一个邮务员?”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邮局工作的羡慕。洞庭初一班的一位同学，毕业后在邮局谋得一个职位，就能资助两个在洞庭中学学习的弟弟。邮政、电报局长的儿子和女儿是我的低班同学，在大多穷苦的同学中，他们的生活条件远在一般中小地主之上，在当时应算有稳定收入的带薪阶层。

　　团防局 同治三年(1864)，清政府总结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在州城设团防总局，自办团防(团练)，总局官署设于王城坪北面的中部，曾被云山中学(今三中)和省立六师(今武冈师范)借用为校舍。

　　义仓局 义仓是旧中国政府为备荒而设置的粮仓制度。从北齐开始征收“义租”，在各州县设仓存储。隋开皇间(581-600)，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里社，共立义仓。每逢秋收，各家按贫富分为上、中、下三等户，分别出粟麦不过一石、七斗或四斗，储之里巷，遇歉收、灾荒之年，即开社仓以粮食赈给灾民，称为‘义仓’。因义仓在里社，由当地人管理，故又称社仓。从此各个朝代义仓形成制度。清初武冈州就设有官仓、社仓积谷备荒。同治时在王城坪鳌山书院和文场中间同时建立义仓和团防局，从大门进去，有一个南北长长的院子，左右两厢都是谷仓，共有仓廒64间，每年可储谷数万石，这就是义仓。我父亲曾担任义仓局长，因此多次到里面玩过。两厢谷仓北面的上房是办公的地方。由于义仓局是个民间机构，用人极节省。局长只管重要决策，并不上班，专职常驻工作人员仅有一人，是我的陆家妈妈(哥哥姐姐已故母亲)娘家的大表哥，由于是亲戚，所以家人常去义仓局走动。多年以后，在北京的同学聚会，初识洞庭同学北京理工大学丁汉章教授的夫人，得知她出自郑家坪陆家。再问她父亲是谁?原来就是当年义仓局的大表哥，她就是我在表哥家常见的小女孩，再见时已是数十年后，难怪对面不能相识。

　　义仓在旧社会还多少发挥一些作用。每逢灾荒年成，义仓局可将储存的稻谷用借贷或平粜的方式赈济灾民。记得抗战胜利前不久，武冈以东直到衡阳各县遭遇特大旱灾，流亡来武冈乞食的灾民成千上万，由义仓拨出粮食，并动员社会各界捐助，在河道坪组织施粥。在复兴门西南面临空旷广场的城墙上，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的顺序，写上16个白色大字，分成16个施粥点，每到发放时间，饥民闻风而至，队伍排成长列，人头耸动。我家石牌坊离此不远，每天都能来观此盛况，看到这些扶老携幼远道而来的饥民实在可怜。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当年武冈灾情不重，而且又有义仓积储的谷物，饥民恐怕连稀粥也得不到，他们凭借这点可怜的赈济，总算度过了难关不致成为饿殍。

　　常平仓 内城县中附近还有常平仓，这是官办的储粮仓库，春夏以平价出粜陈米，秋冬籴还新粮，荒年则按数赈济贫困户。这个机构的旧址就是县中(今粮食局)北边最高处的县粮仓，很可能，前清常平仓的现成仓库仍被民国时代的政府所利用，充当了本县的粮仓。

　　在寿佛寺前街(今名鳌山街)，街南有一所育婴堂，是嘉庆时知州许绍宗劝说绅民修建。

　　养济院 南门外过梯云桥往西，有一个叫养济院的机构，始建于同治、光绪间，民国时称救济院，俗称孤老院，收养老少残废及鳏寡老人。国民政府成立后，又附设乞丐收容所，是一处乞丐集中寄居的地方。小时候听人说，乞丐有自己的首领，按背口袋多少划分等级，最高为9袋，同金庸小说中描述的丐帮完全一样。我五、六岁的时候，哥哥将要结婚，估计当天来的乞丐很多，加上前来的客人，一起挤在狭小的院子里很不方便。有人出主意，只要将赏钱统一送给乞丐的头领，他们就不会上门了。果然，我家把礼物送给孤老院的丐帮首领后，当天只来了一个乞丐，询问后才知是临时从乡下来的，城里的乞丐真的一个也没来。

　　四、学校和文教设施

　　儒学 明清的儒学制度，地方府、厅、州、县都设置学官，州设学正(正八品)、训导(正八品)各一人。学正的职掌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学正听从省的学政领导，由训导辅佐。清雍正年间，知州王邦鼐以岷王府旧址(皇城坪西北面)踞州城中心，认为是设置儒学官署的理想地点，遂决定兴工改建。乾隆间，儒学又迁到明鳌山书院旧址(今鳌山北二轻职工医院)，儒学的两位长官的办公处——学正署和训导署(在学正署西)，即全州的教育行政主管机构就设在这里。

　　教育局 民国时期州改县，县设教育局，替代前清的儒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教育局设在渠水北岸，孔庙的西边。规模不大，但门面颇高大壮观，前面留出一片小广场，东边是孔庙的西门，并竖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记得当时杨韶华、尹立德曾先后出任局长，与我家有过交往。这所机构的河对面，有一栋贴近河岸的民宅，我就出生在这里。

　　省立六师迁来武冈后，孔庙以西的教育局和联合小学校舍都拨给六师暂用，教育局就迁到王城坪的节孝祠旧址。同时在新教育局旁兴办县立民众教育馆，下辖图书室，使武冈的公共图书机构增至两个。

　　抗战胜利后的民国36年(1947)，武冈发起重修县志，成立了一个武冈县文献委员会，由周调阳担任主任委员，记得就挂牌在这原教育局的大门上，仅草拟出《武冈县志》篇目，收集到少许资料，终因经费无着和时局动荡而搁置。

　　据《乡土志》记载，文庙左边还有一个机构名兴贤局，清同治十年(1860)始建。光绪末年推行新政，三十三年(1907)，改设劝学所于此。

　　鳌山书院 登云桥的西边，孔庙之西约百步，渠水岸边河滩上竖立着一些天然的岩石，有人形容为：“石从水出，涌若鱼跃，突昂欲速则不达，起嶙峋嵂崒，是为鳌山。聚武冈之气，停蓄于渠水中，融结而成山焉。”或形容为“群石山贊 屼”，其中“一峰雄峙，俯瞰渠流”，“世传有龙藏石湫下”，故名“鳌山”。这里旧有神祠以祀土神李墩祭。明嘉靖年间，同知蒙大赍改神祠为文昌宫。后任知州昌应时发起在鳌山的后面兴建书院，书院因此石而得名，武冈之有书院，也是从鳌山书院开始。(《宝庆府志》30《艺文志》·陆柬《鳌山书院记》、卷12《地舆志》)

　　鳌山的左前方是登云桥和水巷，如前所述，我出生前后的家就在水巷子东墙内。听我母亲说，鳌山附近的河滩当时是处决死刑犯的刑场，她曾目睹处死犯人的恐怖场景。1931年我出生前，6月，大雨兼旬，山洪骤发。7月，又连月阴雨，因大雨而水势陡涨，漫及县城以内，我母亲卧室的外墙贴邻渠水，大洪水从鳌山和我家窗外汹涌流过，我就是在这种灾难深重的年代降生到人间的。

　　鳌山书院在明末战乱中损毁，从此书院停办。乾隆年间，知州童式广倡议恢复，决定在新建的儒学(旧岷王府)原址上改建书院，并新建讲堂、斋舍。书院虽已不在明代原址，但仍以“鳌山”为名。1897年，省城长沙以巡抚陈宝箴为首倡导维新，礼请梁启超等创办时务学堂，武冈也得风气之先，由士绅陆孝达、王佐龙等发起，提出将州城鳌山、高沙、观澜、洞口峡江三书院，一律改课实学，课程分为经义、史事、时务、舆地、兵法、算学、方言、格致八门。因师资及经费关系，先开前五门，计划以后逐步发展。

　　我曾听父亲讲过一个离奇的故事，得知他曾在这所书院读书、寄宿。故事梗概是：书院斋舍中有一位同学独住一间，同学们发现他中午还没起来，破门而入，见蚊帐低垂，床前鞋尚在，门窗紧闭，但床上无人，不知人是怎么出去的，四处寻找也没找到。今市招待所东墙外乐洋路及其以东原来是一片农田，老南门以北街道的尽头、农田南沿有一座土地庙，庙前有口水井，学生失踪的次日清晨，有人去挑水，听见土地庙中有人大笑，走向前透过门洞往内看，原来土地爷神位上正坐着失踪的书院学生。土地庙门洞高约一尺，宽仅三四寸，人是如何进去的又无法解释。书院方面只得将土地庙拆毁，才把人救了出来，抬回书院，仍旧大笑不止，不说话，不吃不睡，几天后终于死去。这个故事如同《聊斋》中的志异一般，不管是真是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后我偶尔去简易师范，就会在脑海中想象当年的书院和斋舍是何等模样。

　　光绪末年推行新政，鳌山书院正式改为初等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将鳌山书院改为官立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武冈驻省中学堂从长沙北门外荷花池迁回，以鳌山书院旧址为校址，改校名为武冈县立中学校。30年代，这里开办了一所武冈县立乡村简易师范，招收小学毕业生，学制四年，1940年，省教育厅制定“乡(镇)中心学校(高小)”和“保国民学校(初小)”实施要则，简易师范和后来的省立六师为武冈的初级教育培养了大批师资，为教育的普及作出了贡献。我的堂兄八哥从小只读过私塾，成年后在家务农，抗战时抓壮丁，将要轮到正值壮年的他进城跑到我家，由于当时规定在校学生可免兵役，就借了我哥哥的小学文凭考入简易师范。后来他俩都在本县教书，兄弟同名，最后两人都在洞庭中学同事，为避免混淆，八哥才恢复了自己的本名。

　　在我童年时代，明鳌山书院旧址已改成若干区乡联合创办的小学校，简称联合小学。1941年，衡阳乡村师范迁来武冈，改为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暂借此处为校舍，将联合小学迁往皇城坪东北角的民生工厂。欧华璋担任六师校长杨韶华身边的工勤人员，我因常来找他玩，曾多次出入这个院子。

　　希贤精舍 内城老南门城墙东面(今县粮食局)，是武冈另一所书院的旧址。清同治、光绪间，知州张宪和鉴于鳌山书院偏重应付科举的帖括之学，忽略让学生理解群经本义，于是发起在书院王子堂东南创办希贤精舍，广置学田。宋儒胡安国(1074-1138)曾提举湖南学事，倡导以“经义、治事两门课士”，张知州欲仿效其法，购置经史图书3000余卷，提出“认穷经为专务”，使武冈儒生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以期达到“绍绝学于废坠之余，培人才于中兴之会”(宝庆知府延桂撰《希贤精舍?》。书院延请本地有学问的乡绅邓辅纶弥之先生出任山长。我记得上县中时，有一首纯用文言作词的校歌，开堂就有“昔古希贤”的词句，当时只知囫囵吞枣地跟着瞎唱，后来才知“希贤”是指一所书院，与民国时的县立中学有传承关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维新人士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由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筹建南学会，如当事人梁启超所说：“列国瓜分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仁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因此“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尤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戊戌政变记》)可见南学会是一个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以求救亡图存的政治组织。武冈得风气之先，乡绅陆孝达等于次年在精舍成立南学会分会，宗旨是“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由贡生周用成(离我家六七里纸槽里人，我曾祖父的学生，祖父《墓表》的作者)、廪生张存业、潘振铎，增生陆孝茔等负责讲授有益政教之学，并筹款购买图书仪器，聘请传播格致、舆地等新学的教师。

　　高等小学堂和女子学堂 希贤精舍在20世纪初推行新政时，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是本州第一所最高新式学府，我叔父在光绪三十三、四年(1907-1908)，成为这所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20世纪20年代，这里开办了武冈县立女子小学校，1926年增设县立女子初级职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两年;后来又附设一个学制四年的简易乡村师范班。1939年，女子职业学校改为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我姐姐曾在女中任教，并兼任住校女生生活的校监。学校北面陡峭的山坡上，可沿着覆盖在走廊下的台阶蜿蜒拾级而上，上面就是女生宿舍，她曾带我到她的办公处所去玩过。

　　县立中学 1942年春，我嫂嫂李百芳入学的第三班是女中最后一班。1943年春，女子初级中学改为普通初级中学，第四班成为男女兼收的头一班，我小学时的朋友、二邓先生的后人邓思贻(改名文彬)在这一班。这年秋我考入第五班，直至1944年秋我都在县中就读。宿舍就搭建在都梁图书馆以东百来米的城墙上，宿舍楼下紧贴城墙是一排食堂。往东城墙越来越高，实际上是将小山的南面削成80-90度的墙面，用石头包砌。我们的教室就修建在东边最高处的山头——城墙上，是一栋两层楼，楼南面仅留两三米宽的空地，外面围着城垛似的矮墙。下课休息时，我们常濒墙向南远眺，天边横躺着巍峨的云山;俯视脚下，犹如悬崖峭壁，高达十余——二十米，是渠水北街店铺的后院，我童年的玩伴和高中同班萧君的家就在其中。再往前看渠水南岸，沿河有一堵白粉墙，墙内有一株古槐高耸，周围绿树成荫，这就是我家的后园(今已另建中医院)。

　　解放后，县立初级中学已迁至城外，改名武冈一中并扩大为包括高初中的完全中学。

　　文场 在希贤精舍以东，即招待所的南门以内。文场或称考棚，是清代武冈州举行童子试的场所。清朝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必须通过最初级的考试——县试、府试和院试，总称为童子试，才能取得生员(俗称秀才)的资格。武冈州与新宁等县同属宝庆府，故州试相当于县试。文场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是为州试专设的考场，内设大堂阅卷所和号舍88间。全城每届“应童子试者几二千人。”(《武冈乡土志·实业志·士》)。早年曾听叔父对我说起，他曾参加过清末科举废止前的童子试，那时他年仅9岁，题目是《卖剑买牛论》，出典是《汉书》良吏《龚遂传》，这个试题似乎比电视上常见的文化测验题难得多，可见现今成年人的传统文化知识已赶不上当年的9岁儿童了。

　　联合小学 1930年，武冈官绅利用省政府发放的赈灾银兴办一所贫民工厂(1935年改名民生工厂)。省立第六师范迁到武冈后，占用联合小学的校址，联合小学就迁移到这里。1941年秋，我家因抗战中住城生活日益艰难，乃全家迁回乡下，由于欧盱衡满舅是联合小学校长，就让我转学到这所学校托他照顾，从五年级下到六年下，在这里共上了三个学期，由于最后一学期罹患大病，只得期中辍学而未能在这里毕业。

　　云山中学 1925年秋，在文场旧址曾开办了一所喻德中学。1931年秋，喻德和另一所丽泽中学合并为“湖南私立云山初级中学”，校址设在文场和书院(简易师范)之间的义仓局内。我两个哥哥都是该校早期的学生，他们常对我谈起当年的学校生活，还提到我出生那天他们放学回家找不到人、吃不上饭的往事。西乡麻布山周家的周清域是云山中学的校长，也算是我们弟兄的本家兄长。1942年春，云山中学迁往东郊，原址又成为新迁来的省立六师的校址。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