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生平事迹所展示的邵阳精神

添加时间：2017-06-19 12:08:47　来源：撰稿:魏桂蕊　浏览：　收藏本文

　　编者按：今年是袁国平烈士诞辰110周年，邵阳人袁国平牺牲时只有35岁，生命短暂却又波澜壮阔。他的一生是求真务实创新的一生，是舍生取义成仁的一生，是用自己的生命书写邵阳人精神的一生。现重发邵阳职业技术学院魏桂蕊教授此文，以示对舍生取义的袁国平烈士的纪念。

　　袁国平，原名幻成，学名袁裕，字醉涵，曾用名最寒。1906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宝庆范家山(今邵东县范家山镇)。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四期政治科第三大队，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提前毕业，随军北伐，途经湖南澧县时，英帝国主义在四川制造了万县惨案，袁国平连夜写出通讯《万县血》和话剧《万县惨案》，淋漓尽致地揭露英帝国主义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策动夏斗寅、刘佐龙、杨森等部向国民党政府进攻。面对叛逆行为，袁国平奉命随军开往鄂西参加战斗，出发前，他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幷在照片背面写下：

　　亲爱的母亲：

　　1927年5月顷，反革命袭谋武汉，形势岌岌。革命志士，莫不义愤填膺，舍身赴敌。

　　斯时，余在第11军政治部服务，也奉命出发鄂西，抗御叛寇。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纪念。

　　若凯旋还，异日与阿母重睹此相，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儿醉涵于整装待发之际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是感天动地的留言，这是邵阳人袁国平乐于担当，为国为民视死如归，求真务实，舍生取义成仁的豪迈和骄傲，是邵阳人精神的骨髓。

　　1927年11月底，党中央决定举行广州暴动，指示由张太雷、叶剑英、叶挺负责指挥。袁国平负责秘密接待各地来广州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向他们讲解革命形势，转达中央关于广州起义的决定，交待起义任务，分配他们到各个单位。陈同生在《珠江风暴》一文中，回忆袁国平接待自己的情况时说：“我到了广州，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袁裕(袁国平)同志，他年纪与我相仿，秀眉下一对光泽的眼睛，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接谈之后，他那卓越的见解和生动的言辞，令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宣传鼓动能力的领导同志。他的话语有力地激动着我，鼓舞着我，使我深深感到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斗争还在继续着。”袁国平用他的行动在世上书写着邵阳人热情、真诚、智慧与乐观的精神。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暴动开始，袁国平参加攻打伪公安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伪公安局长逃跑，伪军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打开牢门，救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0多人。12月12日，起义部队由广州撤到花县，袁国平提议召开党的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组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由叶鏞任军长，袁国平任党代表。1928年1月红四师抵达海丰城，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赤卫队胜利会师。在海风袁国平被推选为师党委书记兼党代表。此后他积极协助彭湃进行东江流域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期间，他油印出版了《红军生活报》和红军第一个通俗文艺刊物——《造反》。1930年6月，依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五军在湖北大冶刘仁坝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国平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由原来的7000人扩大到50000人。同彭德怀、滕代远一起巧妙地拒绝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示，趁机攻取了长沙，这是我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攻占的唯一省城。进入长沙后，从7月29日至8月4日的7天，利用国民党的《国民日报》社出了6期《红军日报》，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的重要喉舌。当时的《大公报》赞扬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乎”之叹。袁国平为《红军日报》撰写的《扩大红军》的社论，号召劳苦大众参加红军，不到一星期，就扩编红军8000余人。　1930年8月袁国平受军团派遣与红一军团联络，带回红一军团邀红三军团进攻湖南浏阳永和市的信。红三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下永和市。8月23日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直属队抵达该市，立即召开了红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大家一致赞成朱德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袁国平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席兼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从此，袁国平在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和彭德怀等同志率领红三军团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取得了一个个重大。据何长工回忆说：“袁国平和彭德怀同志从1930年至1936年一直在一起工作，关系非常好。彭德怀军事上多谋善断，是杰出的军事家。袁国平会做政治工作，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是出色的政治家、鼓动家。他们都是雷厉风行，以身作则的。他们对自己对干部要求极严。所以红三军团在几次反围剿中，以及在艰苦的长征中，都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和两次入闽作战中，袁国平领导军团政治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从而保证了红军在装备低劣、物资匮乏、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战胜比我多几倍或几十倍的强大的敌人。袁国平尤其善于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创造了不少适合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政治工作方式和方法，向世人诠释着邵阳人直面现实，善于拼搏创新，在斗争中奋发有为的精神风彩。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路线，袁国平和彭德怀动议毛泽东能在危难之际，出山力挽狂澜，领导和指挥红军。对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随军团紧跟毛泽东长征，取得楼山关大捷、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6月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8月底走出了草地到达西康班祐地区后，他在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冲破乌江天险，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同志是党和红军的宝贝，无病无伤的要好好保护自己，伤病员要好好养伤治病，不能丢掉一个，要全部带走。”他在和毛泽东《长征》诗里满怀胜利的喜悦，写道：“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雪，夜辟茫荒笑开顔。”字里行间洋溢着邵阳人袁国平面对危险愈挫愈勇，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坚定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1935年11月袁国平调任西北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后改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工科)政委。11月第三科改为红军教导师，他任师长兼政委，又兼任红军步兵学校政委。亲自带领一个连攻打于学忠部的据点，使战斗获得全胜。对促进张学良联合抗日，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37年3月，他带领中央红军教导师来到甘肃庆阳，深入群众，组织壮大抗日队伍，组织万人大会会审庆阳“土皇帝”冯翊清父子，大长了贫苦百姓的志气，大灭了顽固派的威风，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硬是真正的青天。1937年秋，驻甘肃省的国民党政府军决定派一个高级军官组成的参观团前来陇东参观访问。袁国平认为这是用实际行动争取国民党政府军上层人物团结抗日的极好机会，亲自接待。参观的军官中有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面对同学“以袁仁兄之大才，如果能到我们那边去，定能委以重任，授以高官位，俸以厚禄的。何必固守山沟，自讨苦吃。”袁国平莞尔一笑，说：“谢谢兄台关照，平生唯愿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不使四万万同胞作日寇铁蹄下的亡国奴足已。”并赋诗相赠：“三年同学十年仇，百战纠缠一战休。嗟幸干戈化玉帛，愿从风雨济同舟。”“逐鹿中原为国是，十年征战听人评。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大陆沉。”表达了邵阳人袁国平为祖国，为民族呕心沥血，淡泊名利，忠于信仰、宽容大度的高尚情怀。

　　抗战的烽火在全国越烧越旺。袁国平迫切希望自己能亲临前线，为党为民族奉献自己的一切。1937年10月他在给侄儿振鹏的信中写道："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到抗日的前线去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又在给哥哥醉如的信中写道："国事如此，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家事更不能不仰仗吾兄独立支持。知我如是，莫责也。"并作诗一首："十年征尘确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改编南方湘鄂赣等八省红军游击队，成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袁国平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常委。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给项英的电报称赞："袁国平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4月袁国平到达新四军部安徽岩寺。面对新四军全部政治工作还处于拓荒阶段的现实，他积极开展工作，深入调研，取得卓越的成绩。对敌后抗战更加信心百倍。他在给侄儿振鹏的信中写道："敌人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同时面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沦亡破碎，人民群众的惨遭蹂躏，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的情景，袁国平写下了： "十年辛酸斗兵戎，愧我吴下旧阿蒙。半壁山河沉血海，满地干戈斗沙虫。北伐长征人犹在，千伤万死鬼亦雄。弹丸挣扎鱼龙变，天翻地覆见大同。"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新四军教导营为基础，扩建为新四军教导总队，袁国平兼任总队政委。从办学方针、学习内容到学习方法他都亲自过问。他强调三大原则：少而精、学与做、理论联系实际。亲自审定教学计划，亲自编写《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学员一致认为这是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书。美国进步记者贝尔敦在《新四军漫记》中写道："新四军在江南也有一个教导营(教导总队)一方面受教育，一方面从事工作。""这一千多位青年在一种紧张的空气下学习与工作着。因为这里，着重的是自发学习，集体研究，而不是所谓的填鸭式的教育。"在这里受过教育的一批批学员，都先后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得力骨干。他们都铭记着袁国平为壮大新四军干部队伍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则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投降政策。针对敌人的阴谋，袁国平先后在《抗敌报》和《抗敌》杂志发表了《新四军成立两周年——坚持为巩固统一加强团结斗争》等3篇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寇相正宣布以全力解决中国事变，就是说以全力灭亡中国。他更加要加紧破坏中国统一团结的政治阴谋，如最近汉奸汪精卫的袍笏登场就是旧阴谋的新花样，在这一阴谋中，他更加要打起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幌子，来破坏中国团结，以达到破坏抗战引诱中国投降之目的。”“战争是一个最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相持阶段中，游击战更成为最主要的战争形式，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反扫荡斗争也将成为无比的艰巨与无比伟大的斗争。”他呼吁“大江南北的抗日军民要继续长期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准备粉碎敌人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任何新的进攻与扫荡，坚强自己，消耗敌人，争取敌后完全相持与准备胜利反攻而奋斗到底。”他以最寒为笔名，撰写的《申讨亲日投降派》，入木三分地揭露亲日投降派是日寇妄图灭亡中国的“内应”和同盟军。呼吁全军和全国人民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1939年5月，他发表了《论江南伪军工作》的重要文章，指出：“动摇全国伪军，提高我国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更加巩固民族团结抗敌的意志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争取伪军的反正，是我们实行全面抗战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短短的两年内，向新四军投诚的伪军达数千人之多。1939年12月2日，新四军政治部专门召开了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过去宣传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传工作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我们说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工作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是要依靠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一切革命没有这个前提，是不会成功的。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铁军，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个军队是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一切工作的积极性，作战的勇气，刻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建立在信仰马列主义，建立在这个伟大理想上面。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巩固，战斗情绪才能坚定。所以，宣传教育工作是掌握革命军队和群众的精神钥匙。”到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到1940年底发展壮大为88744人，袁国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袁国平热爱火热的斗争生活，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民族的责任感和赤胆忠心。他在给友人陈同生的信中说：“处此风涛险恶时代，只有斗争才能生存，于党、于人民、于阶级、于民族均同此感。”“狱中也为革命学校之一角，生平所受折磨最多，惟未尝铁窗风味，常以革命生活之美中不足。一个革命者能入狱不屈，其伟大正与战场决不退却同其意义。”他在1940年6月给哥哥醉如的信中说：“弟所处环境尚无大的变化，惟天下老鸦一样黑，前路崎岖在所难免，弟久经风浪，一切自知珍重，承兄锦念玉为铭感。”1938年12月他侄儿振鹏的信中说：“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象我们这样不聪明的人。中国正在大变动中，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抗战不幸失败，大家都当亡国奴。所以我希望家里在这方面能想到这些，能够原谅我!”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的活动愈演愈烈，皖南形势日趋恶化，他愤慨万分，担心抗战的大好形势会遭到破坏，给哥哥写信说：“由于国共关系紧张，不幸在江南、华北均发生摩擦，是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在皖南由于我委曲求全，并以不亢不卑的精神坚持立场，幸至今尚未进入血的冲突……和平巩固端赖以双方之精诚相见，我之忍让亦有一定限度;如妨碍我之生存，亦不能一让再让，此点仍需国人寄予同情。”1941年10月，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按照预定的阴谋，调遣9万人的部队，在安徽泾县以东茂林地区，层层包围准备北撤的新四军和皖南部队9千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大反共分裂事件——“皖南事变。”

　　袁国平为了做好转移前的思想政治动员，他编写了《向敌后进军宣传鼓动大纲》，印发全军，要求在广大指战员中认真学习，开展讨论，做到人人明白，个个皆知。号召新四军转移部队“在此次进军中，有遭遇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阻拦与捣乱的可能……大家要发扬红军坚决英勇和机动的作战传统，争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战斗情绪要百倍提高，战斗准备要百倍加紧，行动要秘密，动作要敏捷，侦察要机警，警戒要严密，作战要勇猛，游击要灵活。人人要有消灭敌人的勇气，个个要有完成任务的决心。记着我们是百战百胜的新四军，有100发子弹，我们要有用99发打敌人，必要时用一发打自己。”幷提出了转移中的三大纪律八项要求，十项注意，十大优良传统。创作了《别了皖南》歌词，亲自审阅出版了最后一期《抗敌报》。在他终审定的社论《临别之言》中写道：我们希望全皖南的同胞全中国的人民，为团结进步而奋斗到底，谁敢扬言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谁就是亲日投降派或者是抱有成见的坚决的无药可医的死硬分子。只要我们皖南同胞认清这个真理，并为坚持这个真理而不惜个人和一家人的生命财产，那么，中国的抗日一定能够胜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一定能够很快到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的干部战士9000多人，从军部云岭出发，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敌人的袭击和围歼，新四军指战员奋起抵抗，英勇战斗，血战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小部突围，少数被捕，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顾祝同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他身中四弹，倒在血泊中，昏迷过去。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来到周家大山洼中，发现他后，组织连队战士一边抢救，一边突围。待他甦醒过来时，感到自己伤势过重，连累同志，劝李甫他们别管他，打算用自己最后一滴血和敌人作殊死一搏。李甫他们怎么也不同意，只好继续抬着他前进。尤其在过章家渡时，因敌人早将船只收缴已光，只好渉水而过。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用手托头顶着他过河，许多同志不幸牺牲，他也几度掉进河水里。过河后，在一座古庙前稍作停留，大家围着他，焦急万分。只见他因流血过多，身体极度虚弱，挣扎着用极度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他吃力地摸出一笔记本和七块大洋，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此时，战士们泣不成声，袁国平悄悄地摸出别在腰带上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终于实现了自己生前的诺言，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成就了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战友，成大仁，取大义的浩然正气。

　　201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以解放军总政部的名义同时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称“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皓田说：袁国平同志牺牲时只有35岁，生命短暂却又波澜壮阔。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史和土地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我军艰难创建发展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留下了他坚定而光辉的足迹。袁国平同志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袁国平同志还是一位富于伟大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作为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他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政治本色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令人永远难忘。长征途中，部队连续行军，艰难困苦，他将自己的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坚持与战士同行，跋山涉水。为了革命事业，他把子女寄养在乡下。两个女儿，一个殁于贫病无医，一个给人做了童养媳;儿子幼年贫困失学，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最令人感动的是，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中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兵包围(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袁国平同志与叶挺、项英一同指挥部队奋起抵抗，血战七昼夜。他身先士卒，身中四弹，重伤难行，他不愿拖累部队行动，为了部属们能够轻装突围，举枪自戕，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们，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诺言。每念及此，我们作为生活在和平建设年代的良知公民，心潮难平，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袁国平同志壮烈牺牲后，因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宣扬，他的革命业绩也因此被湮没了数十年。袁国平烈士对我们军队的建设，对新四军的组建与成长，特别是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牺牲一切为革命的献身精神，是革命军人优秀品质的光辉体现，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我们在建设我们伟大富强的祖国，在建设我们更加美丽的邵阳，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以袁国平为榜样，继承和弘扬袁国平的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舍生成仁的精神，我们的事业一定兴旺发达，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