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板船与宝庆码头

　　清朝嘉庆年间，湖南宝庆府下辖新化、邵阳和武冈三县，当地盛产杉木、煤炭、土纸和笋子。汉口“九省通衢”，水陆交通发达，是理想的商品流通的大市场，于是一些宝庆人以杉木造船，然后载上一船煤炭、竹子、纸张、茶叶之类土特产顺水来到武汉，在汉江边找到了一个避风港。

　　考虑到从汉口返回宝庆乃逆水，行舟实在吃力，这些来汉口的运输船，就设计只用一次，不择木料，用当地松木板，船面粗糙，只刮灰不上油，到了汉口，连货带船一起卖。由毛板船承载的水路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打出来的百年码头

　　由于回程乃逆水行舟，因而跑汉口的船就设计只用一次，连货带船一起卖。船上的水手，大多留在汉口做了码头挑夫。久而久之，赚了钱的或出苦力的就在集家咀附近或盖房或搭棚子居住，还修建了五层楼的同乡会馆，并在附近建了专用码头——宝庆码头。

　　据史载，宝庆码头是湖南宝庆人在清嘉庆初年从本地人手里打下来的，至武汉解放前的140多年间，宝庆人凭借武力不惜手段交通官府，维护其利益，还建立宝庆会馆，甚至把汉阳鹦鹉洲和武昌白沙洲等地的宝庆人居住区也划入码头范围。到1937年，各县经宝庆码头运到汉口销售的大宗物资，成交金额分别达到：煤炭一百二十万银元、木材八十万银元、纸张六十万银元、茶叶二十五万银元。时有歌谣称颂宝庆人：“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汉正街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在解放前有个“大名”叫“宝庆码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如今，这里的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祖籍湖南，其中以宝庆人居多，而且这个码头还真是他们的祖辈“打”出来的。他们在此靠岸就地卖煤，船板则拆下来用作盖房，或者贩卖木板，“成绩”好的还开起了板厂行。来“淘金”的宝庆人越来越多，于是形成了一个“宝庆帮”。他们团结对外，和“地头蛇”斗，和外地的帮派斗，硬是把这个码头给抢了过来，叫响了“宝庆码头”的名号。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宝庆码头大多是木板房，人口非常密集，巷道纵横交错，外人走进来，就像进了“八卦阵”，不经意间就会迷路。1958年和1959年的两场大火烧掉了大半房子，重建之后的路才稍显开阔。

　　宝庆码头距离汉水的注江口——集家咀只有一箭之遥，在汉口沿河大道20余个码头中，它是鼎鼎有名的。汉口的老码头以功能来划分，有石码头、煤码头、菜码头、鱼码头、粮食码头、水果码头等，甚至还有粪码头——专门为乡村输送肥料。各个码头被行帮及封建把头占领，如集家嘴下码头，主要起运煤炭、石灰，头佬是李大汉;流通巷主要起运食油和皮油，头佬有刘文雄等“八大罗汉”;沈家庙主要起运药材和酒坛，头佬是胡玉清;大水巷码头起运棉花，头佬是杨花子。码头之间，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流血械斗。解放后，政府惩治封建把头，对码头统一管理，“打码头”之风才渐渐消失。

　　因码头而形成的宝庆街

　　追溯到70多年以前的1918年。那时湖南邵阳一带连遭早灾，兼之地少人多，人民生活无着，因此不少人携儿带女纷纷出外谋生。当时的汉口是九省通衢，水陆两便，港埠繁荣，商贾云集，是外省人经商谋生、打工糊口最理想的黄金宝地。时有刘姓、张姓等十几户人家，携家带眷，驾驶一叶扁舟，顶风破浪顺江而下，到达汉口，小木舟为避风雨，就停靠在沈家庙以上，大水巷以下的汉水沿岸。

　　那时汉水两岸都是土埂堤，堤外一带还是大片荒滩，几间拥屋，他们就把湖南带来的一些土特产摆地摊，做些小本生意。由于他们吃苦耐劳，节衣缩食，生活逐渐宽裕，比之湖南老家，自有天壤之别。

　　小舟相继来来往往，消息不径而走，于是，邵阳乡民也陆续驾舟而来，有点本钱的人，就随船装运一些香、纸、千笋、烟叶、玉兰片等土特产品，做小本经营。穷苦人家就在码头上做挑煤炭、扛码头的工作，靠劳力生活。因为当时集家嘴、沈家庙这一黄金地段有“汉江前贯大江环”的得天独厚地域环境，商贾贸易已相当发达，大铺面有福兴隆、义发祥、华昌等杂货店，有昆记、六安钱、华昌祥等煤钱，有太和泰、恒寿堂、同济堂等药店，商品的进销，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劳力的需求和码头的振兴。

　　春去夏来，周而复始，到1935年间，湖南邵阳来汉人口已达千余户，沿汉江傍靠的石码头以下至沈家庙码头的小船不下几百只，形成水上人家。从大水巷以下到沈家庙以上，他们在靠堤边的荒滩上，以竹壁草顶盖屋而栖，间间小屋，既遮风避雨，又可经营小本生意，白天挑煤扛货，晚上卖烧腊酒菜，形成“江内舟为市，傍岸芦起棚”的繁荣景观。

　　1936年，宝庆人建成了宝庆会馆，地址就是现在宝庆正街57号，它是一栋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年高德重的刘义发老人和其他几位老者，共同主持会馆事务。对外的事务联系，对内的调解纠纷、周济困难等等都由年长者出面办理。平时也常有一些老人到会馆品茶聊天，议论乡情。沿袭至今已发展有宝庆正街、宝庆三街、宝庆一巷至宝庆七巷，成为饮誉一方、人人皆知的宝庆帮。

　　宝庆帮人有着倔强淳朴的性格，待人真诚豪爽，同时也有别具特色的风俗习惯，生活爱好。他们家家户户有一个火桌，就是在能活动拆卸的木桌下面，用泥巴和砖砌一个烧煤的地炉子，入冬以后，全家男女老少，围着火桌坐，或喝茶聊天，或喝酒吃饭，暖和和、乐融融的，别有一番情趣。(摘自娄底新闻网)

　　宝庆帮与徽帮“打码头”的三大战役

　　湖南人素以“霸蛮”著称，凡事不服输，不信邪，做事不屈不挠。在湘帮中，宝庆商人尤以“霸蛮”著称，很具代表性，当年“湘商”霸蛮精神就是宝庆商人此时在武汉打出来的。彼时有这样一句民谣，“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可见晚清宝庆商人名气之大。

　　因当时宝庆码头是汉口最大最好的码头，故常引起他省商帮的觊觎争夺。从清嘉庆初年起到武汉解放的140年中，宝庆商人为了维护其在宝庆码头的利益，与其它帮派尤其是与徽商进行了无数场械斗。

　　清嘉庆初年，宝庆人占据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码头。由于宝庆帮船只路远，往返时间长，当初又没留专人看守，宝庆码头开辟后不久，徽帮便乘宝庆帮返船之机占了码头，由此引发了两帮长达百年的码头争夺战，其中大战三次。

　　嘉庆中叶，宝庆帮与徽帮因争码头发生激战。宝庆商人何元侖献计，运动新化籍侍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恰巧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时徽帮阻其船只靠岸，刘光南大怒，便通过自己的权势，多方打点，最后以射三箭的方式，划定了宝庆码头上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并亲书界牌，指定何元侖等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统统赶走。

　　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刘长佑将曾国荃请到宝庆码头，给宝庆帮壮声势，受到何元侖的盛情款待，后称为“丙辰盛会”。丙辰盛会后，七十多岁的何元侖气势大壮，操练人马，准备随时找徽帮寻衅。徽帮不甘势弱，也暗中教习武功，率先袭击宝庆帮。此战最终以徽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机扩大地盘，横扫江岸，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归宝庆帮。

　　1889年，徽帮看到淮军首领李鸿章等人在朝中做大官，就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想以权势压人。当时的汉阳知府程庆煌是下江人，又得了徽帮一大笔银子，便偏向徽帮。程庆煌派人到宝庆码头拆房子，想赶走宝庆人。宝庆人集合人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程要严惩宝庆帮。宝庆帮里有人献计反告程庆煌受贿，又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程不敢再有偏袒，便想出一个极残忍的手段来判定码头归属。他找到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声称只要哪一帮中有人能穿上红铁靴走上三步即胜。宝庆帮有个理发匠自告奋勇，穿上铁靴走了五步后倒地，程只得将码头判给了宝庆帮。

　　从这一段史话，可一窥宝庆人谋生的不易和坚毅强悍性格的由来。宝庆人历来靠自己的勇武求得生存，宝庆码头就是这样打出来的，宝庆人的血性也是这样锻造出来的。而今，这种血性已转化成一种隐藏的文化符号，作为精神密码沉淀在天下宝庆人的血脉中，令每一个宝庆人都能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