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也烈的那些囧事儿

　　袁也烈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开国将领,建国后担任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水产部副部长等职。他有过驰骋沙场的豪迈、战功显赫的辉煌，也有过退步转职的无奈、坐牢挨斗的厄运。他经历坎坷，囧事多多：在湖南一师听过毛泽东的课，算得上“天子门生”。他只是一名少将，但他担任过元帅林彪的老师和上司;他入党的时候，元帅彭德怀、贺龙还没入党;他进军官学校时，元帅陈毅、罗荣桓还没参军;同时在黄埔军校任职，元帅徐向前没有他的名声响;南昌起义中，他甚至“下”过朱老总的枪。

　　误“俘”朱老总

　　南昌起义前一天，叶挺独立团的营长袁也烈，带兵驻守在南昌城东门外。他只身一人化装来到附近侦察敌情，发现敌军武器精良，兵力是我军的两倍多。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先麻痹敌人，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克敌制胜。于是，他命令全体官兵假装疲劳至极，故意在东门外驻敌营房前面露天宿营。敌军到营房外面巡查，看到的一个个疲倦庸懒的士兵，一副副横七竖八的行李担子，便放松了警惕。深夜，袁也烈命令战士们悄悄地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左臂缠上作为识别用的白毛巾……

　　8月1日凌晨，随着“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袁也烈一声令下：“冲啊!”部队就像潮水般冲进敌军营房。经过两小时的英勇冲杀，袁也烈一个营的兵力全歼了敌军的一个团。这时，南昌城内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袁也烈命令战士在东门一线设置掩体和路障，以防敌军逃窜。忽然，一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中年军官骑马过来，袁也烈厉声喝道：“站住!”那军官刚翻身下马，袁也烈带着战士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枪，然后让副官把“俘虏”押进营房，并报告指挥部。不一会儿，副官慌忙跑来复命，说周恩来告诉他，刚才抓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什么?糟糕!”袁也烈连忙跑去“请罪”。朱德哈哈大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夸奖说：“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

　　进退坦荡，忠心耿耿紧跟邓小平

　　袁也烈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大卜村，父亲是一位乡村秀才，筑小院于一座石山脚下，自题小院为“退步小舍”。这还真的一语成谶，袁也烈的人生之途的确多次退步。但他始终进退坦荡，淡泊名利，开国授衔时只得了个少将军衔，他也不以为意。他第一次“退步”是在南昌起义后，党组织动员部分党员干部到地方工作。他于1927年10月回老家，参加湘西南特支委，担任兵运委员。半年后，特支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袁也烈为躲避追捕，四处逃奔，后与黄埔军校二期同学、同在叶挺独立团任营长的同乡宛旦平一道，远走广西，改名袁振武，担任共产党掌握的广西警备部队第五大队副营长。从南昌起义的营长，到此时的副营长，虽然职务降了，但他革命信念益坚，战斗精神更旺，紧跟邓小平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在战斗中，袁也烈因能征善战，屡建奇功，得以官复原职当上营长。

　　袁也烈退后一步，跟随邓小平闹革命，不仅使原来的经历清了零，升迁放慢了步子，更为他后来遭受迫害埋下了种子。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逼迫他揭发邓小平脱党。袁也烈说：我们在广西举行起义后，我与小平同志到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小平同志绝不是脱党。林江集团不能在袁也烈身上打开陷害邓小平的缺口，便对他本人进行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使他含冤而死。

　　与陈独秀同罪同狱

　　1931年5月，袁也烈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化名袁映吾在上海养伤。15日深夜，他正在阅读中共文件，被突然闯入住所的英国巡捕搜捕。敌人把他拖进刑讯室，上电刑、坐老虎凳，妄图逼迫袁也烈屈服。但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个商人，这些文件是原来的房客遗落的。最后，敌人以“危害民国罪”判处袁也烈有期徒刑5年，关进南京提篮桥监狱。

　　事隔不久，陈独秀以及彭述之兄弟等10名“托派”人物，也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关进提篮桥监狱。这10人中，陈独秀是我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彭述之是袁也烈的同乡，中共四大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在托派中的作用，比陈独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处刑，陈、彭被判刑13年。其他5人判5年，两人无罪释放。彭述之的弟弟彭道之被判2年半。

　　袁也烈是毛泽东的追随者，却阴差阳错跟陈独秀、彭述之这样的托派大鳄同罪同狱。袁也烈后来被减刑至3年零4个月。释放前，国民党当局迫令他写“悔过书”，他断然拒绝：“我无过可悔。”国民党当局以“无悔过诚意”为由，将他转押到苏州反省院。按规定，反省期限为6个月，但一年后才同意他 “弃商就农”，释放回家。

　　主席面前也说“不”

　　袁也烈跟毛泽东既是同乡又是校友。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并被破格聘请为一师的教师。一九二一年秋，袁也烈考入一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一师，还不时回母校做讲座。袁也烈得以聆听过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演讲，接受了进步思想熏陶。以后，他经常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1953年春节刚过，毛泽东乘坐着华东海军的“长江”舰，视察长江中下游省市。2月24日，毛泽东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并到码头上舰视察。当时，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陶勇、政委袁也烈等人在岸上摆队迎接。当他得知袁也烈的姓名和职务时，一边点头一边说：“噢，你就是袁也烈，你就是袁也烈。”袁也烈弄不清主席为什么这样发问，是还记得当年一师的袁也烈，还是知道他是南昌起义的老资格营长?他不好问主席，只是一边点头，一边跟随毛泽东登上广州舰。当毛泽东来到后甲板的130大炮前，问紧随其后的袁也烈：“你会操作吗?”面对主席的发问，袁也烈没有不会装会，而是平静地回答：“不会，我以后好好学。”

　　军阀部队当“先生”

　　“七·七”事变后，军阀石友三同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袁也烈被党派到石友三部六十九军任工委书记，公开的身份是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兼政治教育科长，负责给石友三的部队上政治课，石友三本人也恭敬地称他“先生”。教学之余，袁也烈积极开展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同时，将一批进步青年团结起来，组成抗日游击大队。

　　有人借机挑拨离间，说袁也烈在拉山头。石友三听说后大为恼火，派人去“传袁也烈”，见到袁也烈不再称“先生”，大发雷霆道:“听说你在拉队伍，到底是怎么回事?”袁也烈坦然地回答:“我这次建立的游击大队全称是一八一师抗日游击大队，一八一师是你石军长的部队，这也是为你石军长扬名。你如果听信谗言，就把这个游击大队撤销了，我也辞职回去。”石友三马上转怒为喜，一个劲地道歉说:“先生，误会!误会!请多包涵!”

　　武汉失守以后，见风使舵的石友三对我党的态度开始变化，但企图稳住我方人员，照旧请袁也烈给他讲解唯物辩证法。袁借机耐心地说服教育，希望他继续抗战，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同时把石友三的变化及时报告上级领导，并拟定撤出人员名单。中共北方局做出决定:在石部工作的我党干部，一律撤出，党所影响的群众能撤多少就撤多少。由于袁也烈等人的周密部署，我方共撤出200多人，投入新的战斗。

　　一个战俘，换回卅名战友

　　194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冀鲁边、清河两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袁也烈任参谋长。

　　渤海军区刚成立，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架日军972型飞机出了事故，被我军迫降于潍县北的海边，飞行员被当地武装民兵擒获。经审问，俘虏供述自己是日空军第一飞行师团第一〇八联队的中尉飞行员山田井马。最初，他只说自己是日军某师团长的儿子，后迫于我方审问人员强大的心理攻势，承认自己是日军侵华头目畑俊六的女婿。袁也烈得知后连呼“奇货可居”，严令稳控俘虏，等待敌人的反应。果不出袁也烈所料，那些天，日军3架飞机在广北地区上空不断盘旋，并投掷传单，请求我军“不要杀害俘虏，将有重大酬谢”。我方故意放出飞行员没死的消息，敌伪随即派出专人前来“谈判”，宣称只要放人，愿向我方提供“机枪10余挺，子弹10万发”。接到敌人的开价后，袁也烈向司令员杨国夫建议:我方拒绝接受枪支弹药，条件是敌人释放以前在作战中不幸身陷敌营的我方30余名干部。杨国夫表示同意，并说:“倘若如此，求之不得。”由于我方斗争得法，日军又急于赎出长官的“爱婿”，最后答应了我方的条件，按照我方提供的名单“分批放人”。在袁也烈的精心策划下，我方以一名日军战俘成功换回了30余名团、营、连级干部。

　　俘获谈判对手

　　抗战胜利后，袁也烈率部挺进山东德州。这时，国民党军队请美国人出面，与我军和谈。和谈时，国民党代表硬把德州城内的伪军称为国军，袁也烈列举伪军大肆袭击解放区居民、抢劫烧杀的罪行。偏袒国民党的美国人怀特中校伸出三个手指，盛气凌人地说：“怎么，你们要攻打城内的国军?我断定你们三个月也奈何不了他们。”袁也烈也伸出三个手指说：“尊敬的中校，你是来和谈的，还是来向中国人民挑战的?如果我们用武力解决城内伪军，三天就够了!”由于袁也烈针锋相对，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国民党德州驻军指挥官王继祥中将和袁也烈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

　　协议刚签字，德州城内的敌人便举起屠刀杀害解放区群众50余人。袁也烈旗帜鲜明地提出强硬的抗议，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错误，向八路军及解放区人民道歉，将违约进犯解放区的主犯、伪军头子张光弟撤职查办。

　　然而，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东北的四平、长春，德州城内伪军更加猖狂起来。为了回击敌人的挑衅，袁也烈指挥部队向德州外围据点进行攻击，经过几天的激战，我军攻入城内。国民党中将王继祥见大势已去，狼狈地逃到怀特住地，请他传话，声称只要能保住性命，愿意缴械投降。袁也烈向敌人宣传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从怀特那里俘获了谈判对手王继祥，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俘虏的第一名国民党中将级军官。

　　知遇林彪，反招其祸

　　对林彪，袁也烈是有知遇之恩的。袁也烈是黄埔军校二期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了四期生林彪的指导教员。北伐时，袁也烈是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在起义中担任主攻任务。而那时，林彪在袁也烈部下任见习排长。袁也烈在当时名气很大，华东野战军机关转移到渤海之后，袁也烈去向陈毅司令员汇报时，陈毅一听说他的名字，问道：“你是不是北伐时期的袁也烈”。袁也烈的这份显赫资历，以及对林彪的知遇之恩，不仅没有带来好运，反而为自己惹了祸。

　　在文革时期，许多宣传材料都说林彪是八一南昌起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一些资历浅的同志问袁也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作为林彪的教员、长官和过来人，袁也烈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了解，他觉得好笑，便跟一些同志说，那时林彪根本还不够资格当代表。和战友们私下里说起林彪时，他还说过：“林彪那时很调皮，我经常批评他。”

　　由于袁也烈“出言不慎”，说了一些对林彪不利的真话，令林彪及其黑干将很伤脑筋。于是，在文革中，林彪集团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对袁也烈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甚至连他逝世后，遗体都不许穿军装。但不管林彪集团怎么样迫害他，他自始至终相信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都充满信心。1968年12月，被隔离审查的袁也烈，仿照毛主席《七律·到韶山》写诗明志：“旧梦依稀咒逝川，问题三十二年前，大风吹起千尽浪，一凭赤心话当年。”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