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剑屠龙一书生 李剑农传略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掀起侵吞中国的狂风恶浪，我国的国运危如累卵。值此国家民族危难存亡之秋，凡是有血性的知识青年，大多都在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希望救中国于危亡，拯人民于涂炭。著名的政治经济史专家李剑农，正是在这个危亡之秋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的。和许多爱国者一样，他走的是一条希望挽救民族危亡，救民疾苦，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道路。

　　受家乡先贤和新思潮的影响，少年李剑农

　　敢于叛逆，立志仗剑屠龙，拯救天下

　　1880年6月10日，李剑农出生于湖南邵阳西路(今隆回县)滩头镇砖屋村，与笔者老家相距不过十来公里。当时的砖屋村，是一个交通闭塞的乡村，名为“砖屋”，实际上没有几座砖屋，人们穿的是土布衣，吃的是粗茶饭，住的是茅舍房，过着与世隔绝、自耕自织的生活。但是为时不久，帝国主义侵略的祸水就浸进来了。待他稍为懂事时，进口的机织洋布开始在他的家乡一带销售。人们第一次见到“洋布”，都感到惊奇，李剑农见到“洋布”，也很有感触。他似乎触到了时代的脉搏，意识到社会的巨大变化已经降临到他的家乡。

　　李剑农的家庭，在他出世前，曾经有过一番盛衰荣辱的变化。他的曾祖父是个大地主，但去世较早。曾祖父死时，祖父年龄尚幼，一切由伯祖父当家做主。而伯祖父是一个缺少管家经验的公子少爷，由于不会经理，田产很快被卖得精光。到他的祖父十五岁时，家境日益贫困，变成了缺吃少穿的贫农，书也读不起了。亏得到外祖母家的援助，家境才有所好转，慢慢由贫农上升到自给自足的中农经济水平。到他父亲一代，因为父亲李梅丰教书兼行医，有点收入，大哥李福生从小劳动，又置买了些田地，家庭恢复到富农的地位。他的大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直到七十二三岁，还亲自下田耕种。到了李剑农手里，再买了一些田地。解放前，家中有山田四五十亩，交由侄儿管理，已变成一个小地主了。

　　李剑农的少年时代，是在旧式的书斋中度过的。小时候，他在家乡的私塾里开蒙读书，稍大一点便离家到邵阳城里的书院就学。当时的邵阳，是湖南西南部的重镇，也是中国近代改革思想的摇篮之一。 正是在这样一方热土上，出了一文一武两位名人，文的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武的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讨袁护国将军蔡锷。此外，如辛亥革命元勋谭人凤、著名的维新派人物樊锥等都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代俊秀。那时，他虽然读的是经史子集，走的是科举取仕的老路，但是，受家乡先贤的影响以及新思潮的熏陶，李剑农不再为封建的牢笼所束缚了，勇敢地站出来向封建礼教挑战。

　　在他就读的邵阳书院，有个名叫“儒卿”的学台，不学无术而又贪婪凶狠，常向学生勒索额外供奉，引起学生们的一致憎狠。李剑农和一些同学凑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学台，上联是“不是个人，装出雷公模样，缺少三分面目”，下联是“活像条卵，专打银子主意，全无一点良心”。上、下联分别切合这位学台的名字“儒”字和“卿”字，虽然显得有点粗野，但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先生的不满和藐视。

　　还在邵阳书院读书的时候，李剑农就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长阳铺一位罗姓姑娘订了亲。第二年正月初二，李剑农按照家乡的习俗去给未来的岳父拜年，这位“岳父”平时爱用一些旧礼教来约束为难年轻人，对将成为乘龙快婿的李剑农也不放过，老想给他一点难堪。那天，“岳父”看到李剑农来拜年了，便吩咐家人把一条女人的裤子高高地晾在正门上方，李剑农见状，既不愿走旁门左道，更不肯钻女人的裤裆，掉转头来就往回走。因为心高气傲，这门亲事就这样吹了灯。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危机的加深，激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愤慨，宁静的书院不断掀起维新救国的风潮。十九世纪末，当李剑农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时，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由于谭嗣同、梁启超等借时务学堂大力鼓吹，加上得到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一时成为维新救亡最活跃的省份。著名的维新派人物、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利用邵阳书院这块阵地，积极开展维新救亡活动。在樊锥的影响下，李剑农对维新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具阳刚之气的字号“剑龙”，表达了仗剑屠龙，拯救天下的志向。

　　1904年，李剑农进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学习，专攻历史。他来到湖南省会长沙，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在湘江岸边，他第一次看见外国的轮船在祖国的江河上横冲直闯，更加激起了爱国图强的情怀。为了拯救中国于危难，1906年，他积极投身革命，经同学介绍，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1908年，李剑农毕业留校任教。在教学中，他既教书更教人，抓住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种子。

　　为寻求救国兴邦良策，李剑农两出国门，远涉重洋

　　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1910年，李剑农抱着求知与救国的远大理想，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他除了完成必需的课程外，积极参加同盟会的各种活动，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广泛接触，革命信念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年秋，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前，他与留日同志一起密度策划起义，并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与隆回同乡谭人凤、邹代藩等人一道参加了武昌起义及保卫战。战后，李剑农将自己的亲目亲闻和亲历作素材，以满腔的热情、生动通俗的文笔，及时记述起义经过，写成《武汉革命始末记》，发表在上海《民国报》第一期上。在文章中，他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热情歌颂人民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英勇斗争精神，称赞民军纪律严明，无情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凶狠残暴、独断专行、内强中干、腐败无能的的反动本质，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对促进革命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2年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对外卖国投降，对内专制独裁，激起全国人民公愤。此时，李剑农经张秉文介绍，在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新闻编辑。他把报社视为战场，以笔当枪，积极参加报社同仁们组织的反袁护国运动，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展开坚决的斗争，最终因积极反对袁世凯推行复辟帝制、镇压共和的独裁统治，支持全国各地武装讨伐袁世凯的革命行动，该报于1913年6月24日被查封，李剑农本人也因此遭受袁世凯卖国政府的通缉。李剑农眼见自己无法在国内立足，同时感到要真正消灭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需要具有欧美那样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制度，为此，他于1913年7月，第二次走出国门，乘轮船西渡，赴英国留学。

　　李剑农来到英国后，为了便于自己根据需要自由选择研究方向，他放弃进入名牌大学当正式研究生的资格，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旁听生。因为是旁听生，学校对他管得不严，他每天听完自己必修的功课后，就一头扎进书堆里去作自由研究。留英三年里，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走遍伦敦及其附近各城市所有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查找抄录有关资料，广泛涉猎欧美各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政治史以及宪法史等方面的知识。在研究中，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国的议会政治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英国议会制度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讲求调和妥协，即通过逐步改良进化而渐趋完善，最终成为一种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他自信引进这种政治制度，可以改良中国的独裁统治，使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希望通过民意的觉醒，来实现自己拯救国家的理想。在英国的留学生涯里，李剑农深受英国议会政治和联邦制的影响，从而使改良主义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他政治上的信条，“联省自治”成为他信奉的治国法宝。

　　推行联省自治失败，李剑农遭遇“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这年夏天，李剑农满怀报国之志由英国归来。回国以后，有人想拉他去北京大学当教授，他不去;他的亲戚朋友劝他去作官，他一笑置之;湖南有几位政客请他去省政府当秘书，他也一口拒绝了。眼见袁世凯虽然倒台了，但军阀割据，国家依然没有统一，他决心仿效英国联邦制办法，在中国实行联省自治制，使中国在联治基础上统一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李剑农来到上海《中华新报》任编辑，专写政论，揭露军阀暴行，鼓吹政治改良。

　　1917年3月，他又和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人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积极宣传联省自治。在《太平洋》杂志上，李剑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调和互让，鼓吹在联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他的这种联治制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容许各省制定省宪，依照省宪组织政府，实行自治;二是实行联治，即由各省选出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共同遵守，以完成国家的统一。

　　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李剑农于1922年7月发表他的又一篇政论《民国统一问题》，进一步指出，中国领土如此广大，要想武力统一，不仅南北不能统一，就是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只有采取联邦分权的办法，确定某种事权归各省自己处理，某种事权归中央掌握，才能防止各省把持一切的弊病，使中国真正归于统一。当时，人民饱受军阀混战的痛苦，对李剑农的联治主张表示欢迎，地方军阀为迎合人民的要求，骗取信任，保住地盘，也对李剑农的这一主张表示拥护。这样，联省自治的声浪一度播及全国，李剑农也因此声名大振，受到各方面的追捧。

　　1921年，湖南军阀赵恒惕在大政客的怂恿下，特聘李剑农等13名省内外知名人士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由李剑农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这个宪法起草委员会除了2人是外省籍外，其他11人都是湖南人，其他邵阳除了李剑农外，还有石醉六。这13人中，除张声树是中国名牌大学京师大学堂毕业外，其他12人都留学英美日等国，其中，身为主任的李剑农是省宪运动的急先锋，曾到日、英两个国家留学;13人中，有10人曾任大学教授或校长，有博士、硕士学位的8人，可谓群贤毕至，精英咸集;从年龄看，年龄最大的彭允彝也只有43岁，平均年龄不到37岁，个个风华正茂，年富力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不但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宪法精神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而且年轻、热情、少保守，富于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均堪称一时之选。为了把省宪起草得更加顺乎民意，起草委员会发表《告全省公民书》和“启事”，征求对省宪内容的意见，希望全省人民“各抒怀抱，尽情陈述”，以便宪法起草委员会“借资采择”。

　　1922年1月，省宪正式公布。同年12月，根据省宪成立新政府。省长以下设立内务、财政等七司，由各司司长组成省务院。赵恒惕强拉李剑农担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李剑农本来不愿就职，但怕别人说他只坐言而不能起行，也想趁机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勉强答应就任。由于当时各派军阀并无自治诚意，只不过是想打着自治的幌子实行地方割据，所以，他在省务院任内，理想根本无法实现。相反，因为赵恒惕名声不好，而累及李剑农，长沙一家小报刊登打油诗一首，诗中巧妙地嵌入李剑农和张伯良的名字，讽刺李、张竞职。诗曰：“仗剑登台策亦良，张三李四费平章。可怜一个寒酸缺，也把文章做一场。”后来，李剑农自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并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下，搞联省自治“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

　　李剑农见自己从英国学到的这一套资产阶级议会制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仗联省自治之“剑”无法屠封建专制之“龙”，便于1924年，辞去了省务院长和教育司长职务。从此，他渐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缺乏了解，再不谈论政事，开始专门研究中国社会历史。

　　潜心史学教研，李剑农不仅摆脱了痛苦，

　　而且被学生们誉为“四好先生”

　　1925年，李剑农和友人彭一湖在长沙创办晨光学校，以无党无派、不谈政治相标榜。学生入学前必须写出不加入任何政治派系的保证书。入学后，每人一部《资治通鉴》，限定一年内读完并作出笔记。他的这种办学思想，受到应邀来校讲学的教育家章太炎先生的赞誉。但是，学校没有办到两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学校被迫停办了。

　　1927年仲夏，李剑农离开长沙，再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在这期间，他一边从事书刊编译工作，一边专心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先后以半粟笔名出版《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1930年秋，李剑农应武汉大学之邀，担任该校中国近代政治史教授，以后又担任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那时的武大，校誉如日中天，学校环境优雅，人才荟萃，而李剑农更是被学生们誉为学问好、襟抱好、道德好、文章好的“四好先生”。

　　1938年，日军侵入湖北，武汉大学被迫迁往四川乐山。他因牵挂家庭没有入川，于1940年至1945年冬，一直在蓝田(建国后属邵阳地区)国立师范学院任中国古代经济史讲授。1946年，李剑农被借聘到湖南大学次年，重回武汉大学执教。直到1963年12月14日，因患动脉粥样硬化去世，坚持不懈地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关于经济史的专著有《中国经济史稿》上下册、《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和《清史讲稿》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与《近三十年中国政治济史》一起结集为“中国近三十年史”丛书的《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史》、《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等书。其中他的《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除先后多次在国内出版发行外，还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一版再版，被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费正清教授誉为中国近代史中的“扛鼎之作”。

　　李剑农在治学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刻苦自学，二是博采众长。在中国近代学者中，李剑农是勤奋的楷模。他在编写《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时，三十多年如一日，夜以继日地查阅古代各种文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勤学苦思，力求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他常以“自学为主，勤奋努力”等语勉励学生。他善于对各种材料进行综合比较，找出彼此之间的共性和特性，博采各家之长，汇集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办晨光学校期间， 李剑农教学之余，开始系统地收集中国政治历史资料。他的书房就象一个中药铺，摆着一个装有许多小抽屉的大柜子。他把收集到的资料，一小节一小节地抄在小纸片上，定期进行比较筛选，分门别类地装进各个小抽屉里，以便研究时查考。对其他学者的著作和观点，从不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也总是用“商榷”的言词与对方进行探讨，因此别人也乐意和他交流。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是他的邵阳同乡，两人私交很深。为了加强学术交流，他主动提出与蒋先生互调一年。他说：“蒋先生学识比我好，他来武大，是武大学子的荣幸，我去清华，也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由此可见他的胸怀多么宽阔。

　　在教书育人上，李剑农循循善诱，尊重学生。他学富五车，但架子全无，教学中很注意发扬学术民主。1933年秋，有一个四年级学生陶元珍，对《三国志》和历代经济史都很有研究。李剑农很赏识他，在课堂上，讲到某件事例时，经常笑着问：“陶元珍，你的意见怎么样?”陶起立鞠躬作答：“先生讲得不错。”于是李剑农微笑着说：“那就好了，陶元珍同意就没问题了。”这样的教学氛围，显得轻松而活跃。陶元珍次年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史学研究生，后在中山、浙江、湖南、台湾等多所大学担任史学教授，著有《补三国食货志》等书，成为著名的三国史专家。他特别注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来要求学生。他以自己治史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先打好通史基础，“首先阅读中国史学的必读书籍，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札记》，以及重要读书笔记，如《梦溪笔谈》、《日知录》等，掌握这些基本知识，然后钻研断代或专题史，方能运用自如，举重若轻。”待全局弄懂后，再作专题研究。李剑农小时候身体衰弱，经常生病，被同学称为“风车架子”。后来留学日本时，深深感到没有健康的体魄，也不能真正对国家对民族有所裨益。自此，他很重视身体锻炼，经常散步、做体操、洗冷水浴，体质逐步有所增强。他经常用自己锻炼的体会告诫学生“体魄是锻炼出来的”。

　　他教学注意联系实际，引导学生把学习历史和研究现实结合起来。作为系主任，他建议教授中国近代史的陈恭禄老师，布置学生每半月或一月写一篇《中日邦交的演变》。有个学生每次写好后就抄一份送李剑农审阅。李剑农不但看得非常认真，而且详加批改，并嘱咐到了年度结束，把它整理成篇，在学校编印的《珞珈月刊》上发表。他对学生十分关心。1937届毕业生施应霆，在《邵阳文史》上撰文《怀念恩师李剑农先生》，说到“剑师”不仅对在校学生关怀备至，对毕业后的学生也要扶上马送一程。他以自己为例，说他毕业后应聘赴陕西执教，临行前，去向“剑师”告别。“剑师”纵谈西北辉煌悠久的历史、文化源流、经济变化，以及英雄人物的光荣业绩，指出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他把史地课当作爱乡、爱国、爱民族教育的重要阵地，牢记“读万卷书难抵行万里路”的古训。李剑农的一席话，成为施应霆扎根西北的强大动力，他在西北奋斗8年，先后在中学、大学及军官学校任教，始终牢记“剑师”的教导，教学中很注意结合乡土特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8年中，他踏遍陕、甘、宁、青4省，沿“丝绸之路”故道，经河西走廊，直达嘉裕关，访史寻踪。最后将探访研究所得，写成《西北史地纲要》一书出版。

　　由标榜“无党无派”到“开始学做一个无产阶级的信徒”

　　李剑农的一生，经历了由力主联省自治并参与政事，到逃避政治专心治学，再到“学做无产阶级信徒”的人生历程。在辛亥革命前后，他虽然积极革命运动，但其革命的根本出发点是要借助某股政治力量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体，而并不是热衷参加某个党派的活动。对党派的看法，他与蔡锷的“军人不党主义”有相似相通之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无党无派，以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专心从事教学和科研，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但他在政治态度上还是立场坚定的，他对国民党当局很不满，尤其对国民党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热衷于反共打内战的做法极其反感。当时国立师范学院迁到湖南溆浦。国民党溆浦县邀请国师几位教授去座谈，李剑农坚辞不去，也嘱他的友好不要去给国民党党徒凑热闹。蒋介石集团多次招诱他参加各种反共活动，他始终以不问政治为由，没有参与其中。但是，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敏锐，李剑农无时不在关注时势的发展，洞察历史的风云。淮海战役一结束，他便看到了整个解放战争的方向，充满信心地对同事断言：“蒋党必垮台，中共必胜利。”湖南解放前夕，李剑农回到湖南邵阳，积极参加湖南自救会的一切爱国爱乡活动。在邵阳各界人士的集会上，李剑农慷慨陈词，反对桂系军阀白崇禧驻湘，号召湖南人自己起来救湖南，推行和平解放运动。

　　湖南和平解放后，李剑农受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又相继于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李剑农本身具有职业政治家的素质，但是在军阀混战、独裁专行的时代，他的政治主张不为人所接受，他的政治才能无处施展，因而，只得以“超政治”自居，逃避政治，逃避社会。解放后，他的这种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主动学习马列主义，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他把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逐字逐句地抄在手抄本上，反复阅读，深刻领会。他对自己的改造比较自觉，决心也很大。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斗争过程。像赛跑一样，我不管自己是跑第一、第二、第三，……但我一定要紧紧跟在后面，一定要走到目的地。”他向世人宣布，从此“开始学做一个无产阶级的信徒”了。解放后，他的儿子李琮池教授入党了。尽管他曾经以“无党无派”相标榜，也尽管他对儿子有些方面，比如抛下家中的妻子不管，在外面另娶妻子的行为不满意，但当他听说儿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心里由衷的感到高兴，并意味深长地勉励儿子：“你以后是人民的公仆了!”

　　晚年的李剑农对自己要求很严，时时处处用无产阶级思想约束自己，平时以节俭自持，不讲求个人享受，衣食住行都很简朴。冬天总是一件旧棉絮穿在身上，睡觉有藤椅、棕绷床就满足了。1961年，学校领导上看他年过八十，又是校宝级教授，给他买了一床160元的鸭绒被，他坚决不肯接受。

　　李剑农具有浓郁的恋土爱乡情结，

　　尽己所能地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

　　李剑农出身于农民家庭。具有淳厚的农民意识，恋土思乡观念很强。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他一生奔波在外，甚至两次远涉重洋，走出国门。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思恋家乡，出门在外，凡是同乡会开展活动，他即使再忙，也要挤时间参加;只要遇到家乡人，他都要想方设法到一块叙叙乡谊。

　　1924年，邵阳在省城的一些赋闲老乡聚会，做东的是一位名叫陈治的小科长。为了撑门面，陈治特意邀请当时因主张联省自治而红得发紫的李剑农。但是，请柬送出去后，他又顾虑李剑农面子大，会不会赏脸，因而后悔不该送这个请柬。可是，一见是老乡相邀，忙得不可开交的李剑农欣然赴会，并与在座的各位邵阳老乡无所顾忌地指摘时弊。一个在台上执政的要员，与一群赋闲之人议论时政，如果不是出于乡谊，是不敢有此举动的。

　　当武汉大学因躲避日寇战火而远迁四川时，他故土难离，一个人辗转回到湖南邵阳。先是在邵阳城里租房寄住，后来干脆在乡下老家建了一座小小的读书楼，用毛驴把书籍资料运回乡下继续搞他的研究。在老家居留期间，他与一位孤苦伶仃的长工交情很好，彼此毫无主仆之隙，白天有时结伴下地干活，夜晚和长工一道谈古论今。他操着一口浓浓的乡音，声如洪钟，讲古时往往绘声绘色，有时还打着手势。乡亲们都很喜欢与这个喝洋墨水的大教授亲近。

　　为了兴办一些造福桑梓的公益事业，在自身财力不够的情况下，他借举办纪念英年早逝的讨袁护国将军蔡锷的活动，发动蔡锷的旧部以及一些想沽名钓誉的权贵捐款献物。

　　一是创办松坡中学。1942年，蜗居在家乡的李剑农，为了使因战争失学的家乡青年学子能继续读书，和门人在隆回创立湖南私立松坡中学，校舍建在离他的老家砖屋30公里的桃花坪。李剑农自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学校以蔡锷之号“松坡”命名，旨在用蔡锷的爱国尚武精神激励学生，将学生培养成抗敌救国英才。“松坡中学”解放后被政府接管，现为隆回一中，是“湖南省重点中学”。二是发起编印《蔡松坡遗集》。1941年9月，李剑农与蔡锷将军昔日的部属、时任湖南第六行政督察区(邵阳专区)专员兼中将警备司令岳森，还有将军的同学石醉六等人，在邵阳发起组织蔡公遗集编印委员会。经过近两年的“艰苦经画”，争取到国民党某师师长、青帮头子陈光中的资助，共12册50多万字的《蔡松坡遗集》得以付梓，李剑农欣然为之作序。三是参与创办邵阳松坡私立图书馆。1943年11月，李剑农及岳森等邵阳军政文教各界知名人士，以及蔡锷亲属共77人组成松坡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筹委会规格高、阵营广、号召力大，倡议发出后，李剑农带头把自己从武汉大学拉回来的一箱箱图书都捐献给了图书馆。邵阳社会各界纷纷响应，踊跃筹集资金、捐赠图书，就连陈光中也掏出光洋购买了大量图书捐献给图书馆;没有馆址，邵阳救济院腾出办公场地作为筹备会办公地点，曾振志、朱维新等董事会成员慷慨捐献出34间房屋作为馆舍;没有经费，除了邑人踊跃赞助外，民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两部指令将邵阳佘湖山的魏姓田庄收购为图书馆的永久基业。可是，图书馆刚刚建成，1944年10月2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邵阳，馆舍被日寇强行霸占作了兵营，馆藏珍贵图书被洗劫一空。

　　抗战时期，邵阳是湖南的临时省会，又是文化出版业昌盛的城市。私立松坡图书馆被日寇破坏以后，邵阳各界人士又利用当地文人图书一时云集的优势，携力与共，力图恢复。如当时国民党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捐款达40万元，岳森、李式相等社会名流共捐图书一万余卷，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于1946年9月6日重新揭幕开馆，同时成立了由松坡中学董事长、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等15人组成的董事会。经过董事会的努力建设，并赖邵阳民众的大力支持，邵阳松坡图书馆成为了建国前湖南三大图书馆(中山、船山、松坡)之一，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作者系邵阳市政协委员、作家、文史研究员)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