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互生先生1933年逝世后,他的同学、同事、挚友刘薰宇先生同年就撰成《匡互生先生年谱》。刊载于立达学园《立达》半月刊(1933年出版)。我们以此《年谱》为基础,依据互生先生致家人和友好的一批手札,以及其他历史资料进行了扩编和修正。篇幅由原来的4000字增至45000字,定名为《匡互生年谱新编》,谨以此纪念先生诞生100周年。
1891年 清光绪十七年 出生
公历11月1日(农历九月三十日)先生生于湖南邵阳县宝善乡长沙冲(现为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取名颂英(字人俊,号互生,曾名济、务逊、日休)。邵阳县治在1913年前长期为宝庆府治,邵阳也就习称宝庆。
其时,祖父清佾(字舞庭),祖母周氏,父世厚(字德重,号恒卿,过继与叔清信),母谢氏均健在。祖父母、父母均自耕农。长兄颂芳(字人端,号敏生),1885年生;二兄颂蔚(字人文,号文生),1889年生。
1893年 清光绪十九年 2岁
大妹寿秀生。
1897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6岁
随伯父世职先生(字德权,号璧圆,名栋梁,太学生,1856—1928)在本村家祠读书。
弟颂苏(字人震,号云山,又名复生)生。
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7岁
随族伯书田先生在六合堂(家塾,在长沙冲以东约二华里)读书。
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 年8岁
继续随书田先生在六合堂读书。
二妹端秀生。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9岁
继续在六合堂读书。邵阳地区大旱,饥馑遍地。少年匡互生试割树皮和米煮食,颇可充饥。于是随家人朝夕割树皮和米,以助贫病无力获食之乡亲,为乡人所器重和赞誉。
1901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10岁
继续在六合堂读书。春荒严重。邵阳志士贺金声受任为赈济委员,借拨省谷二万担平粜,又向邵阳“地方殷实”筹捐,抗捐者勒捐,众绅献谷,民困稍苏,数十万人得以活命。贺金声因此大得民心,并为少年匡互生深深敬仰。
1902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11岁
继续在六合堂读书。贺金声倡民族革命,组织“大汉佑民灭洋军”,九月下旬被湖南巡抚俞廉三诱捕,慷慨就义。这对先生少年心灵影响很深,决心以继贺志为己任。
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 12岁
继续在六合堂读书。
1904年 清光绪三十年 13岁
师从徐春岑先生在肖家祠(位于长沙冲南约八华里)读书。同时开始跟贺金声原部属宁新尚学国术,以练好国术继贺革命自励。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14岁
师从徐春岑先生迁至福公祠(在长沙冲以西约六华里)读书。继续学国术,成果卓然,膂力过人,叠砖十余块可一拳击碎。经多年参予田间劳动成为农忙时的熟练劳动力。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15岁
师从谢叔和先生(黑田铺乡毫里村人,秀才)就读于谢公祠,学习王船山(夫之)、黄黎洲(宗羲)学说,课余爱读太平天国故事。当时在邵阳,樊锥先生富于民族革命思想,主张维新,提倡新学,他的思想和文章,对先生也很有影响,促使他的革命思想更日渐增强。
190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 16岁
继续师从谢叔和先生读书。湖南民主革命先驱、同盟会员禹之谟(1867—1907)被捕就义,使先生又受一次巨大震动。
1908—1909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 17—18岁
继续师从谢叔和先生读书。
三妹曼谷生(1909年)。
1910年 清宣统二年 19岁
到长沙,入邵阳驻省中学(简称“邵中”)预科。自此至1913年冬均就读于邵中,并用学名匡济,表示匡时济世的抱负。这是湖南一所有革命历史传统的学校。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常以此作为秘密活动的据点。先生进校的这一年,革命浪潮正在涌起,已经潜入长沙的以后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夜间便常聚集在邵中计议革命活动。这里的革命气氛使关心民族命运和革命思想的匡互生直接受到薰陶。在这里,他还受到两位老师很大的影响。一是胡旭轩先生,邵阳著名学者,注重研究王阳明(守仁)学说,发挥其“知行合一论”。他的学问和循循善诱的态度,颇受学生欢迎,课余常有学生围集,听他谈论人群相互关系和做人之道。互生先生为胡先生得意高足,胡先生重思想品德并身体力行的言行,对他有终生影响。另一位是体育教师兼任学监的石基(字佛愿)先生,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毕业,蔡锷(松坡)学生。他的寡言而讲求实干、勇于牺牲的精神,对匡互生的影响也颇深。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20岁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发生黄花岗起义,6月至9月四川发生保路(川汉铁路)运动并发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10月10日武昌起又,10月22日湖南在各省中首先响应,革命军(新军)进攻长沙巡抚衙门。先生肩枪杆、佩炸弹,随教员石基参加对巡抚衙门的攻击,巡抚余诚格逃遁后。随石先生参加防守小西门。因清廷袁世凯军攻武汉,起义军迎击。湖南青年尤其是学生踊跃参军,先生随石基参加学生军,准备援鄂,后南北议和,12月初暂告停战而中止。石基先生至宝庆任军职,先生仍回邵中就读。他在10月11日至23日之间(确切日期待考)曾有一信向父母热情报告农历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发生武昌起义的信息。10月24日又写一信向父母家人报告辛亥革命长沙起义情况。称于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日)上午,“集兵营学界,占据抚署及藩臬以下各衙门,不发一弹而抚台先已逃去,昨亦在靖江擒降矣。惟杀巡防统领及劝业道、长沙县令数人,并杀劫匪数人,其余官吏或降或走,均已略定。军令严肃,秩序不紊,与湖北联结,国号大汉,彼此消息灵通,军器粮饷用之有余,现今城门大开,士商安绪,一切商店照常买卖,市门各建大汉白旗称快。昨晚湖北来电,谓北京已开大兵来战,大汉兵连日数胜,杀伤旗兵万人,并得兵船六个,大汉兵势大振。广东河南江南亦皆闻风响应,占据城廓,尽逐官长,杀旗人,以相连合,大约事功可庆成矣。……将来大汉兵亦欲直捣北京,诚汉人有为之日也。男等亦将别寻机会,势不久处此校,大人慎勿为男耽心。……惟祈大人急令长兄等备办兵器,以防游匪盗贼可也。……”
1912年 民国元年 21岁
继续在邵中本科求学。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到2月中大权即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后,邵阳驻省中学因为是革命据点而声誉鹊起,特别兴旺,人数倍增,先生日夜用功苦读,成绩常列前茅。每日黎明,和他的好友刘觉黎、谢文玉等演习拳术,课余常阅读有关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史一类书籍。
1913年 民国二年 22岁
袁世凯武力镇压了国民党为反对他的独裁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即史称“二次革命”),进而窃据民国大总统的职位。10月中湖南督军谭延闽(杀害焦达蜂、陈作新而篡夺了湖南辛亥革命领导权)被袁世凯解职,派其爪牙、原海军次长汤芗铭到湖南任查办使兼都督。汤突行残暴统治,特别是残酷镇压反袁势力。故主湘不久即被称之为“汤屠”。八九月间,邵阳原驻省中学校长贺寅干先生辞职,由刘武(号策成)先生接任,刘聘邵阳著名教师、革命党人李洞天(名乔生,字纯白,1877—1913)为国文教习。李是变法维新积极追随者樊锥(邵阳人)的学生,富文才,受戊戍政变失败、志士被害的剧烈震动,积极学习和宣传新文化思想,参与了辛亥革命前武装起义的醴陵之役,辛亥革命起义时成为在邵阳积极响应的革命党人之一。辛亥革命后对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十分愤慨。他的思想和为人在学生中也有很大影响,互生先生所受影响尤深。在李老师影响下,互生先生的革命情感在游岳麓山后的感想,时事箴言等作文中都有流露。他主张民众起来革命,推翻北洋军阀,建设自由的新中国。邵阳驻省中学这种革命气氛,特别是反袁空气炽烈,为汤芗铭所侦悉,伺机扑杀以向袁世凯邀功。一次课堂作文,命题为《时事感言》。先生所写的语多刺汤,其中有:“愿持三尺剑,斩尽民贼以为快”之句。国文教习李洞天(一说为卢国松先生但以后被害的是李洞天先生)对这篇作文很赞赏,多加密圈并作眉批:“除贼务尽”。不料邵中一二个因不称职而被解聘的教员和另一垂涎校长职位不得而怀恨在心的人,乘机向督军署告密。于是汤芗铭派一麻子科长和视学员汪守圻亲到校检查,作文本为汤芗铭所获,构成文字狱的“罪证。”一天,汤传令刘武及李洞天到署,汤手持文卷,念着作文中的语句和所作眉批,狡佶询问这是李洞天先生批的吗?刘一时不知所措,而洞天先生激于义愤,愤然对曰:“是我批的”。汤恶言怒斥,李舍生对斥,刘李当即被关押。李洞天屡经严刑拷问,但宁死不屈,终被惨杀葬于长沙南门外。刘武被判刑十年,后经保释。互生先生则闻风遁逸家乡,避居家住深山中的同学周贵普家数月,得免于难。这事发生在11月中至12月之间。
发生以上事件前,先生曾有致双亲的两封信。其一为9月15日发自长沙黄泥摄邵阳驻省中学,称:“初六晨(公历9月6日……引者注)拜别……初九日上午即到湘潭(当时由邵阳到湘潭全靠步行……引者注)遂搭中班轮船抵省,即晚入校,一路平安……校内同学尚未到齐,贺稻森先生已于月前因事赴京,校内一切事宜均归郑圭平先生代理,业于初十开学(公历9月10日……引者注),昨日开讲。省垣风潮时起时息,已成习惯,无可言安静,亦无可言惊慌者,但市面颇涉仓惶……”
其二为11月9日(农历十月十二日)发自邵阳驻省中学,称:“省垣自独立取消以来市面尚觉安宁,惟中因食盐缺乏,稍形惊慌,后盐局已由宁省装运大宗盐斤到省,人心遂安而秩序亦恢复如常。谭督延闿于前月中旬解职,中央政府已委任海军次长汤芗铭代理,现已到任理事。我校校长贺寅干于月前辞职。已由行政所教育会公举刘策成先生接任,办事颇为热心。
祖父清佾先生于十二月病逝,享年九十岁。
1914年 民国三年 23岁
袁世凯加紧推行其称帝阴谋。8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经过几个月的隐匿风声渐过。邵中同学屡函相邀,并告以可以回长沙。邵中校长左五云亦表示可以返校求学。但先生到了长沙,左五云却因顾虑而一反前言。幸好当时岳云中学招考插班生,先生更名匡日体,以邵中肆业证件报考获取。秋季始业时转入岳云中学读毕业班。这是湖南一所以课业要求严格著称的中学,而费用亦较邵中高出一倍。
本年与唐镜缘女士结婚。
现存本年先生家信三封:
8月25日(农历七月初八)致双亲信称:“……日前连呈回禀,皆以碍予邮政拆信之故,一切关系均未敢详呈。今值张君文轩旋里之便,因请再细述之。男之来省,本以诸同学连函相招,故敢挺然前来,不意至省之后,宝校校长左五云先生因有慎乎外界烦言,顿反前句,遂致入学无由,转辗徘徊,心志莫定,继以岳云学校招考,始于宝校索取修业文凭前来报试。虽幸取录而所纳学膳等费,以及旅馆耗散,每天添购书物等项,约比常年多用在一倍以上,前禀已悉言之,加之自来此校,所讲科学既与原校多所差异,赶班之苦亦所不免,日来虽稍安舒,然较在原校则相差倍蓰,盖男之受此种种困难,约皆命运所致,复何他尤,只好随时依时,勉尽人事已耳,至于款项一节,万乞如前禀之数速为付下,男无任霓望之至。……至大人来谕,凡关于妨碍政府,及男上年事故,均祈莫提,盖现在邮局信件,均需由将军署(即都督府)拆阅(私人带来不在此列)。……”
致敏生、文生二兄长信(日月不详)称:“弟自到省,即遍往各校调查一切,办法完善者固自不少,而程度相当者则又无多。且为时已迟,各校所遗缺额均已插足,惟岳云中学正在招考插班,弟即到彼报名,然该插班又限明年六月毕业,期限既比原校减少半年,则课程自比原校增高半年,弟因预备十日,始得与考。会幸取录,亦未尝非求学之一捷径也。所可虑者,此次耗费计交学膳各费合花边二十元。火食钱二千余文,办书藉钱四千余文,赎当钱八千余文,约在洋花边三十元之谱,而弟来时所带花边亦不过十六、七元之间,此外则均兑诸同学者,然兑项需还,势难久延,弟虽有禀申诉父亲恳为筹款,但恐父亲因弟需钱过多,一时不能承认,或致搁延时日,则弟失信用于同学、阻前程于将来多矣,特乞两哥力为赞襄,勉为其难,不日即付款下来,以救眉急,刚弟感激于两哥者靡涯矣。……”(以前致家信具名均为颂英,唯此函以务逊具名——编者注)
11月1日(农历九月十四日)致双亲信中云。“……省垣情形安静,男亦强健如常,毋容绵虑。前禀谓校舍将有迁移之举,现已停议,大约至明年始行迁出也。如有来谕,仍祈直报省垣东茅巷岳云中学为好。……”
1915年 民国四年 24岁
袁世凯称帝获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竟丧心病狂接受日本亡华“二十一条”,并于年底公然宣布实行帝制,次年改国号为“洪宪”。与此相应,反对复辟帝制讨袁浪潮也在全国兴起。先生以毕业考试第一名卒业于岳云中学。8月20日后离长沙,25日前到京。住宝庆会馆(在前门草厂胡同五条),报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9月14日发榜录取,入预科(同级新生180余人)。
长女立人生。
8月,七人同行赴北京时,先生沿途为大家劳动服务,船到汉口(当时长沙至汉口尚无铁路,一般乘轮船),又帮大家搬运行李上岸。有码头把头率工人十余不许自搬行李,持棍横阻,以图勒索。匡互生施展武术自卫,足踢棍棒飞舞空中,又紧捏横阻把头之手,至呼饶命而止,余者退。
本年有致双亲信多封,反映先生当年的环境和部分思想、生活活动等情况。
1月2日(农历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自岳云中学寄发的明信片中说:“……我校今冬不放寒假,前禀业已言及,想大人亦已查悉矣,省垣情形安静……”
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日)自岳云中学寄发的明信片中说:“……惟称正月中旬归家一节,多恐势有不能,盖席家正在催迁校址,日下定须他迁,考试必致改期,归家自无可言也。……校舍迁移在即,如有来谕,祈付至荷花池兑泽中学校谢蔚山处转交可也。省垣商界仍照阴历过年,昨夕今晨市间炮竹声响遏不绝,侧耳听之,家庭之思不禁竦然以动。……”
5月20日(农历四月初七)自岳云中学寄发的信称:
“……晨奉于谕敬悉一切,儿妇生女,男心至慰,且产后无恙尤为欣喜,但男弩劣,连年读书,累耗巨款以致大人受窘不少,今又重以儿女之累,……而男则飘飘一身,仰不能尽事奉之道,俯不克具畜养之能,抚膺自问实增惶愧耳。……卒业考试此时尚未定期,大约在五月底六月初之间考试完方能毕业。……”
8月20日(农历七月初十)首次由邵阳赴北京途经长沙时所发明信片称:“……初六晨拜别慈颜起程,即夜宿相柳井,初七夜宿虞塘,永丰之下五十里也,初八从虞塘起行,其日计行一百二十余里至乌龟亭,距湘潭街上仅廿里耳。初九日晨后即抵湘,随即乘中班轮船抵省……”
9月23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发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信称:“……男于阳历八月廿日由长沙寄呈明信片一张,25日由北京宝庆会馆寄呈明信片一张及9月14日考试榜发又寄呈一禀想均收迄。男自到京以来健康如常并无水土之不宜,而校中房舍又甚宽大清洁,饮食尤极精美丰盛,最便读书,心甚乐之……惟查校中章程冬期不放寒假,今冬恐不便归家……”(此函所用信纸左下印有岳云学校第二次毕业纪念字样,天头则印有“毋忘国耻”四字,指的是毋忘五月九日袁世凯承认卖国廿一条的奇耻大辱。)
10月2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发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信内称:“……北京生活程度高于南方,一切杂费均比长沙多—倍,计每月洗衣剪发及买纸墨课本等费尚需洋边一元以下……。收不抵出,囊金久已告空而御寒衣服自无从办起,……男校共十余班同学,七百余人……此次新考入者共一百八十余人……校内教员极好,功课亦甚万难,常无暇时。男在岳云中学毕业所得之文凭,近日何校长已为男付来,系第一号。男在长沙五年所得之成绩,仅止此文凭耳,男颇珍之……”又附言“大人手谕男于九月十四接到,计自发信之日至接信之日,仅隔五日半耳。邮政之便利,亦云极矣。”
12月4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寄自北高师一信谈及“……校内拟放年假十三日,自阳历十二月廿五日起,至明年一月初七日止,现正举行学期考试……”
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日)寄自北京高师一信称:“……男校自本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二日举行甄别考试,凡各科分数未及格者令其退学。昨日案发,男幸未落第,足慰锦怀。昨日开始放年假,定明年阳历正月初八日开学,同学愿归家或留校,均听自便,但归家者需于开学前一日(即初七日)一律到校,男惜离家太远,势难归家,亦只好留校读书而已。本月二十三日,为北京商界庆祝君主国体解决之日(实为袁世凯强迫商民所为——引者注),各大公园及坛庙宫殿等处,均许人民随意入游,男因与同学三四人至中央公园一游,及前清紫禁城内武英殿一游……”
1916年 民国五年 25岁
在全国讨袁声中洪宪帝制覆灭,袁世凯毙命,自中央政府至各省进入各派军阀统治时期。
上半年继续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预科读书。暑假返里探亲。秋季始业入北京高师数理部本科读书。
对袁世凯叛国,几乎天天与至交同学痛谈,慷慨激昂且至拍案振臂,闻者以为狂放。到蔡锷(松坡)起义云南时,因蔡是邵阳人,先生每日奔走宝庆会馆探听消息,得好消息则欣欣相告知友,并沽酒购花生米痛饮畅谈。当时京中报纸只日人主办之《顺天时报》载护国军消息,先生和至友常踏雪至西河沿该报社争购,且走且看,虽误了早餐,枵腹上课亦高兴。袁世凯覆亡,段祺瑞当权,一样卖国,先生又和至友同学反段反日,反卖国贼,情绪日趋激烈。先生主张踏踏实实从事革命行动,深恶空谈革命。
11月12日,参加宝庆旅京同乡会在宝庆会馆举行的蔡锷将军追悼会。12月1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参加蔡锷、黄兴追悼会。
本年底某夕,月明风静,邀湘籍相知同学熊梦飞散步,沉痛以至泣下。熊君询其故,则称该日是恩师李洞天殉难之日。
尚存本年致双亲信多封,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又迅速覆灭等时局和先生个人的动态。
1月8日(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初四)从北京北高师托便带至汉口投邮的明信片称:“民国已改帝国,元年已改洪宪,湖南省想已奉通令矣,近闻云南虽已独立而中央已派大兵前往镇压……男校现已开学,后日即行开讲……”
3月5日(农历二月初二)发自北京高师的信说:“……近日京外各报多载吾省情形不静,吾邑尤多谣言,虽是否属实一时莫能辨别,然事关家乡何能释然……”
3月26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寄自北京高师的信说:“……云南贵州广西相继独立之后,政府已于本月二十二日下令仍改中华帝国称中华民国,改大皇帝称大总统,二十三日且下令改洪宪元年为中华民国五年矣……四月初一至初七日为春假期,男拟在校休息,不出别处游览……”
4月22日(农历三月二十日)寄自北京高师信,称:“……近接省中各友来函多谓地方颇受大军经过之困,并闻谢君蔚山此时犹未下省,更疑为桑梓不靖之证,相悬四千里,无从知真相,倦倦乡心无时或释,特乞于示一二以慰下怀……北京近颇安靖,南北战争闻已停止,此时正在双方磋商和议之中。虽自云贵宣布独立后,继起者尚有广西(三月十五日独立)、广东(本月六日独立)、浙江(本月十二日独立),各省从未闻有战事,要亦不过促和议早日告成耳,想一月之内此事必可解决,吾乡当不再罹兵灾矣。男校放暑假之期大约在七月一日,男拟放假之后即行南归,所需川资同学中尚可兑用……”
5且26日(农历四月廿五日)寄自北京高师的信说:“……前因宝邑兵事吃紧,邮局汇兑不遥,凤四爷代付之款无从达此自无足怪……惟暑假回家所需之川资,此时尚未兑妥,而省中同学又多回家,此间同学又多因军兴以来交通不便汇款难到,是将来期待备川资尚有多少困难为可虑耳。男校本月六日夜间因讲堂失火,延烧房舍十七间,幸消防队即刻来校扑灭,男所住之寝室自习室及讲堂均未延及,故什物亦毫无损失,不过饱受一场虚惊耳。男归家期大概定在七月初旬,但到省之时尚须一访旧日师友,到家之日则至中旬方能如愿。……”
11月14日(农历十月十九日)寄自北京高师的信说:“……北京天气虽日进寒冷,情形则极为安靖。本月八日,此间各机关接到日本东京来电,称蔡公松坡于是日上午病死于福冈医院。都人闻之,无论南人北人外国人,莫不为之痛惜。盖伊功高材大、德隆望重,久为中外所佩服故也。现国会提议,将为伊及黄兴两人(黄兴于前月三十一日病死于上海)举行国葬,大总统亦下令各给治丧费两万元,并着陆军部从优议恤。本月十二日,宝庆同乡在宝庆会馆开会追悼,在京之宝庆同乡,无论官僚、议员、学生,大都到齐。祭奠之后,并由各京官及议员演说蔡公之为人及其事业,语极沉痛,闻者多为下泪。北方人对于南方各首领多不满意,惟一谈及蔡锷之名,则皆信服,如其不死,则将来调和南北之意见及整顿中国之内政,皆为易事,不仅宝庆失一先觉,而国家亦将受莫大之影响也。湖南自王壬秋(湘潭人,文学为中国第一)于前月病死之后,不十日而黄兴蔡锷又相继去世,所有名人,大半凋尽,良可痛也。……”
1917年 民国六年 26岁
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纷争下战乱不绝(主要在湖南进行)。北京演出张勋复辟丑剧。孙中山于7月发起护法运动受阻,段祺瑞5月借名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大量借款,以发动内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继续攻读于北京高师数理部,潜心钻研学业,尤重天文学。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段祺瑞、反对卖国贼的感情更趋激烈。
尚存的本年致父母信三封,一封反映了北京举行黄兴、蔡锷追悼大会盛况,另两封反映了军阀混战在湖南进行情况,摘录如下:
1月1日(农历十二月初八),发自北京高师的信说:“男校自前月中旬举行学期考试,至二十三日,方能完毕,自二十五日起放年假两星期。然因本学期教授科学太多,虽有年假而温习时间尚虞不多,故自放假以来仍觉无一时之暇,可以为禀以报平安也。今日为元旦又为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校内结彩志庆;京内自总统府以下各衙门亦如之。异乡胜日,思乡思亲之念不禁勃然益发,但思我乡风尚守旧,必然沿过年之习俗,今日亦必非庆元旦之期也。……京中情形,仍极安静,惟旬日以来,大雪盈尺,天气极冷,远不如民国四年冬日之容易过去也。贫民冻死街上者日有所闻,亦人可怜,不意北方之寒一至于此也。前月一日官民共假中央公园为蔡锷黄兴二公开全国追悼大会,到者十余万人,为生平以来所仅见之第一大会。蔡黄二公皆为有功国家之人,又皆为吾省人,且一为吾县人,不幸相继死去,甚可惜也。惟政府及国会对于二公之去世亦极为哀悼。两次函信到京之日,参议院及众议院均停止会议一天,以志哀悼,黎大总统也下令各给治丧费二万元,昨并由两院议决咨请大总统明令举行国葬,亦民国以来未有之盛兴也。前十一月三十日为两院选举副总统之期,其结果江苏督军冯国璋得票最多,遂当选为副总统。冯为直隶省河间县人,其学问道德均无足称,不过此次袁氏称帝,伊拥有南京兵权,不赞成共谋,国人以此多票拥之,故其名誉尚不坏耳。……”
10月11日(农历八月廿六日)发自北京高师的信说:“月前孙君来京,交到大人手谕一封并所寄银洋30元。……北京情形安静,虽京畿一带连患水灾,而市面人心均不受其影响。男校开讲已过一月,所有功课幸今暑假留京,从事补习,颇少困难矣。……衡未独立,报纸久已宣传,近闻吾邑亦同一致,界岭已发生战事,不知是否属实。界岭离吾乡仅四十余里,人民恐慌之象可想知也。但治乱乃时势之常,吾乡父老亦不必过为忧惧,祸福之未,一以听之于天可也。至于战争之世,常多谣言,千祈大人莫听,以免淆惑……”
11月10日(农历九月廿六日)发自北京高师的信说:“……近闻宝庆战争甚烈,有谓在界岭打仗者,有谓在黑田铺打仗者,有谓在红罗庙打仗者。据昨日报章所载,则谓宝庆城乡附近亦有剧烈之战争,是吾邑真成为糜烂之区矣。乡里惊惶之状可想而知。不知吾乡亦受惊恐否。但避乱亦不易言。前闻界岭居民一日闻有战事,尽出避难,至某山,两方军队遥遥望见,以为敌人遂致开枪,居民二百十八人均同时死于枪弹之下,亦云惨矣。是避难正所以遇难,可见避难之不是好事也,而亦乡人所当慎重者也,现在战事实在情形,男因远处京师,不能悉知,万一风声太急,只好先有所备,否则永久不动,无论炮火如何掀天,战事如何剧烈,总伏处家中,万勿临时仓徨,反遭不幸也。然男意又以吾乡虽离大路不远,要也不是当冲之地,无论风声如何不好,总以不动为善。但大人及诸叔大人阅世甚深,当能随机处理,不致有意外之虞也。男自学校开讲以来,身体健康,百病俱无,零用及买书之费,亦得于肖君汉弼处兑用,不至拮据,北京情况尤安静如常……”
1918年 民国七年 27岁
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5—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卖国借款协定,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的秘密协定,9月代总统冯国璋下台,徐世昌继任总统。直系皖系军阀继续在湖南混战。
继续攻读于北京高师数理部。5月因反对段祺瑞及其走卒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的卖国行为,北京学生极其愤恨,先生及其友好常往来密商,慷慨陈词,握拳击桌,愿任联络奔走。5月1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都开学生会,并于5月11日集合千余人赴总统府请愿,各校临时各推代表二人共十来人进居仁堂见冯国璋代总统,冯软硬兼施,既以密约草案逐条朗诵,声言何损国权,又象训士兵一样,疾言训学生。学生要求取消这些条约,坚不允,且态度极严厉。代表们被骗受吓,竟违命劝说同学回校,唯唯而退,出外报告大众,大家愤愤返校。先生对此非常愤慨,觉悟到群众运动若无基本骨干组织作核心就没有力量。他便和平时相知的同学孙俍工、杨明轩、左礼振、刘薰宇、周为群、张石樵、周予同等多人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同言社,以练习辩论为名,实际作第二次学生运动的准备。本月起阅读中国编译的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思想的小册子,包括普鲁东、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暑假期间回湖南探亲。9月中回校。10月间与同学周为群、俞劲、熊梦飞等同北大、高工等校学生(有许德衍、张国焘、陈宝锷、孟寿椿等)组织出版以反帝爱国为主旨的《国民杂志》。对外国侵略者誓言“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要“一饮此强悍专横者之血之肉,以雪吾愤”。
现存有本年致父母家信四封,片断反映时局和他个人动态。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三日)发自北京高师的信说:“……月前由青树坪邮局特递一禀,不知收到否。倾接卢君咏麟来函,称吾邑又患兵祸,吾乡当要路之冲,惨遭蹂躏,可想而知,当此播种之时,竟有意外之患,良可叹矣。据报章所载。北军在平江长沙一带奸淫抢杀,无所不为。将来战祸延长,吾乡如有彼辈过境益将不堪矣。现在吾乡情形究竟如何,请早示知以慰下怀。……北方鼠疫已消,天气亦渐温和,情状尤极安静……”
5月24日(农历四月十五日)发自北京高师的信说:“……前接手谕,知家中惨遭兵灾,不胜忧愤……惟近闻南北两军在宝庆、衡州、攸县、醴陵打仗,……吾乡能免不再为战场与否亦难逆料。男想吾家既两次处于炮火之下,可知南北两军皆视吾乡为必争之地。……北军在平江一县,妇女之被逼或被奸或被杀而死者,一千……(原信残缺)……株洲所有铺户民房皆一烧而尽(原信残缺)……其残忍惨毒有至于此。外国人调查极详,登载报章,阅之心痛……(原信残缺)。男校不久即须考试,一俟考试完毕,即偕孙陈(原信残缺)……回家,所需川资,已托同学代拨,到时当不致误,惟自北军败……(原信残缺)之后不知家中又受损失惊惶否,男心极不能安……”
9月9日(农历八月初五)寄自长沙的信说:“男自前月二十五日拜别慈颜,即夜与谢、金、萧三君行至太芝庙,以时间过晚,即在该处刘益兴店歇宿,二十六日侵晨,男与谢君先至枫梓庙利盛华号会见陈君,稍坐,李君文臣又偕李君节明、唐君赶至,即复到太芝庙会齐同伴动身,当晚行至快溪歇宿,二十七日侵晨行至杨家滩,住于复胜祥号,承贺祥元先生厚加款待,延至二十八日始乘船启行。两夜行至谷水,停船安宿,八月初一日上午行至港口,遭遇北兵一船,鸣枪一响,男船近前,即有兵五人过男船同坐,行未及十里,持枪者四人即登岸赴潭市去矣。他一北兵未携枪,因欲到省,即未登岸,对于男等尚持礼节,毫无扰掠之弊。即夜行至潭市下二十余里停宿。八月初二日上午行至湘乡县,岸上北兵大呼停船,问男等何人,何来何去,男等告以实情,并示以护照,即免检查,其夜行至石潭停宿,至初三日上午始安抵湘潭,同来之北兵即上岸先去,男与同伴乃上岸探问此日开往长沙之船,知已开去。即至十六总震镇湘栈住宿。到潭之时距离家之日共计八日,虽为日太久,然幸水陆安全,足慰慈念……男于昨日(初四日)由潭乘船来省,因两日内无大船开往汉口,须待至明日(初六日)下午乘船北上,约至初九日可以到京。省城现极安宁,昨今两日因北京参众两院已于阳历九月四日举定徐世昌为大总统,省城满街悬挂国旗,颇及一日之盛。……男校现过开学之期,到京即须上课,一时不能写信,大人千勿悬念……”
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发自北京高师的信说:“……抵省寄呈一禀,谅已收到,男于八月初七晚偕陈君乘船北上,九日侵晨安抵汉口,(即当时长沙至汉口乘轮走一天两夜——编者注),即日上午十一点半钟换乘京汉火车,昨日下午抵京(按写信之日为初十,初九午前方在汉口上车,决不可能在下午即抵京,疑为初十下午抵京,十一日写的信,经查百年历,该年9月15日农历确为八月十一日——编者注),随即入校,校内已开讲三日矣。计男到京之日距离家之时,几盈半月,道途波折,层出叠见,敢费时如是之久,殊非初料之所及也。所幸携有护照,沿途得免搜检之苦,天气温和,舟车又无炎热之弊,半月风尘决不觉其劳顿,差堪以慰慈念耳。京内情形极觉安静。南方战事,自现驻衡州之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主和之后,殊无大战,惟福建方面之北军稍为失利,被粤军击降数千,占地数县,颇觉紧急耳。……孙君之款男已偿还十元,萧君之款亦已偿清,手中尚余洋四十元,足够今年买书之用,今年当已无拮据之苦矣……”
1919年 民国八年 28岁
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匡互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推动者和火烧赵家楼的点火人。1919年初巴黎和会开幕,报纸传出消息,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不仅没有取消,而且还将德国原来侵占的山东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国人群起反对,不许政府在和约上签字。北京几所高等学校的学生更加激愤,4月,各学生团体准备在5月7日(日本要求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发出最后通谍的日子)举行示威游行,以行动来反抗。先生尤其愤慨,夜不能眠,决心为国献身。他秘密联系了八所国立学校中湖南籍学生二三十人,组成了以匡互生、罗章龙为首的秘密行动小组,先准备藉5月7日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的时机,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二个。到了5月3日,不料消息更坏,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已完全失败,原因在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在秘密签订的山东铁路的借款合同换文上签定了‘欣然承诺’四个字,使我外交代表无法推翻卖国条约。群愤鼎沸,酝酿提早于次日游行示威。先生和工学会全体成员于5月3日晚在北京高师操场旁边一间屋子里开会(工学会是以同言社为基础扩充而成,于1919年二三间开始筹建,5月3日晚开会,讨论修改匡互生、周为群提出的工学会总纲,并宣布正式成立),在讨论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失败的消息时,无人不愤慨,决定以四、五、六三日联络各校作大示威运动,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为打击目标。于是分头了解他们的行踪,调查弄清他们的住址,设法获得三贼的照片。散会后先生又和三四个核心会员秘密商讨决心作流血大牺牲,严惩卖国贼,以血钟唤醒民众。先生和这几个同学并将身后事托付了挚友。先生事后叙述当时激越的内心称:“这个时候,我见着几个同学那种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人类的蟊贼而牺牲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决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念头。公理正义竟足以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出生死问题以外至于如此!我于是才感悟到以势凌人、以死畏人的资本家军阀的权威和势力终属有限之至,理想的社会,真正的自由,实在有以血泪换来的可能。”5月4日凌晨,先生先赶到北大找陈锡,黎明又赶到北京工专夏秀峰处,还去法政专科找谢廉等湖南同学,秘密通知他们原定在5月7日打死曹、章、陆中一二个人的计划因游行示威提前,相应地也提前在5月4日举行,无论到哪一个卖国贼的家里去(当时还不知道一定可到曹汝霖家),就在哪里动手。五月四日下午一点前后,十三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北京高师和汇文大学两校到得最早),开会演说,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后,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通过使馆区表示民意,受阻不得进入将近二小时。因事先有消息说曹、章、陆在曹宅开会,于是大家激愤呼号改道去北总布胡同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先生在前列引导。沿途高呼反对曹、章、陆、徐世昌、段祺瑞等诸卖国贼的口号。行进中先生不抽烟,特托同行的俞劲去购得火柴一盒。到达曹宅时,大门紧闭,宅内早有武装十余人警备,群众狂呼怒骂而不得入,正准备散队,准备牺牲的几个学生以先生为首,猛力跳上曹宅后门围墙的窗洞上,掰弯窗洞铁栅,又一拳击碎玻璃后纵身跳落院内,其他人随之跳下。院内武装警卫为群众怒呼和五个勇士的跳落所震骇,竟未敢动刀枪,一警卫曾图上前抱住先生,被击倒在地,余者不敢上。跳入者迅即打开后门,群众涌入。在搜寻卖国贼而不得以后,以先生为首的几个人便将室内帐子、地毯等杂物泼上煤油(先生出发前已备有一瓶煤油揣于怀中),掏出火柴放火烧贼巢。段锡朋上前制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先生愤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只管放火,火起约半小时,时已五时三刻,大队学生都已散去。先生因手击破曹宅玻璃窗时受伤,流血不止,也已返校包扎。在场余约百把人,军队赶来捕人,被捕32人。当晚起至次日,各校学生都开会着重讨论营救被捕同学问题。先生回校后至次日,一则为首先放火是他的责任;二则为避免只顾营救同学而影响继续开展运动,屡次要去自首以换出被捕的32人,经挚友力劝这不是个人举动,个人自首反减少运动效力方止。以后,先生坚持开展运动,积极参加街头演说,五四运动终于赢得全国响应,并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陆的职务。
是年夏,先生毕业于北京高师,受长沙楚怡小学校长革命先进陈润霖先生之聘,离京回湖南,探家后执教于楚恰小学,兼编革新的国语教科书。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当时也在楚怡小学任教,毛泽东等常邀集新民学会会员到何叔衡处开会。先生参加了新民学会。秋冬之间,湖南人民展开反对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张敬尧于1918年3月到湖南任督军,贪杀抢掠,成为湖南极大祸害)。新民学会是驱张运动中的骨干团体,先生是热烈的参加者,在驱张准备会议上介绍过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与何叔衡、罗宗翰、毛泽东等五人在驱张宣言上同作为公民代表签了名。长沙驱张学界请愿代表团12月27日在楚怡小学会集后于次晨去衡阳向吴佩孚请愿。
在楚怡期间,曾偕好友熊君梦飞同赴长沙南门外荒冢间。指认一冢称即为埋葬恩师李洞天遗骨之处。
现存家书本年只有一封。1919年5月24日自北京高师寄双亲的信说:“……男校现已停课,京中风潮未息……此间情形,即请孙君面述……”
1920年 民国九年 29岁
上半年继续在楚怡小学任教,自2月末起至6月中主要为驱张运动而奔波。2月29日,先生(时名匡日休)作为长沙公民代表偕同绅商学界总代表易培基到衡阳参加先期到衡的驱张请愿代表团。到衡后约3月初旬,匡互生和何叔衡(3月1日到衡)等联名上书直系驻衡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要求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驱除张敬尧,其中有云:“夫一国文明之进步,端赖教育,教育停涩,即不为功,况荒废半年之久乎?”又与先期到衡代表、至友熊梦飞密商军队驱张不可恃,谋得炸弹,牺牲一己炸毙张贼,熊劝阻无效。又与易培基密商,易亦劝阻无效,允军队驱张倘成功就放弃谋炸,如失败则他个人行谋炸计划。当时湘军总司令谭延闽驻郴州,总指挥、师长赵恒惕驻永兴,原邵中校长刘武任赵秘书。先生遂决心去找刘武谋炸弹,易培基为他写了介绍信致赵恒惕。于是先生独自一人于3月23日(农历二月初四)在风雪载途中离衡阳去永兴。至永兴,通过刘武老师见师长赵恒惕,面陈张敬尧种种罪恶,并获得了炸弹。先生试炸,可炸开地面二丈宽,十分高兴。他又由永兴到郴州见了总司令谭延闿,要求出兵讨张。4月中(农历二月末)转回衡阳,报告湘军已有准备。4月下旬(农历三月上旬)回到长沙东乡丁家铺,住陈氏宗祠,探知张敬尧星期日必至水陆洲同美领事见面,与人商量部署,准备在途中炸死张,同归于尽。这时熊梦飞已由衡阳潜回长沙,也秘密寄居陈氏宗祠,先生又将后事托付与熊。此时先生接衡阳代表信,知吴佩孚带兵北上,湘军亦将与张敬尧开仗,于是又到衡阳。5月5日应第三师范邀请,匡互生、蒋育寰、彭克球、黎宗烈四人一起由代表团派到第三师范向学生演讲驱张。5月中又由衡阳到永兴,不多日又由永兴到郴州。即实践对易培基诺言,携带炸弹五枚,随军队行动,兵败则实行个人谋炸办法。5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顺湘江下长沙去武汉,事先与谭延闿、赵恒惕取得默契,吴军退一步,湘军进一步。在湘军进击下,张敬尧部节节溃退。6月11日张敬尧仓皇乘军舰逃出长沙,26日张部退出湖南全境,驱张运动终获胜利。先生于6月中回到长沙,所带炸弹先放在床下,说:“可惜不得亲手杀张贼,空费了半年精神。”后炸弹还给了赵恒惕部。
驱张胜利后,谭延闿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易培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第一师范校长。7月易聘先生为第一师范教务主任,易很少到一师,日常校务托付先生负责处理,先生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大刀阔斧实行教育改革。主要包括:(1)更新教师队伍,撤换原有的思想比较陈旧的教师,延聘积极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师,如李达、李维汉、舒新城、田汉、辛树帜、夏丐尊、汪复泉、王鲁彦、赵景梁、周谷城、沈仲九、文剑如、孙俍工、熊梦飞等当时就是比较有名望的老师。又破格任用本校毕业原任附小主事的毛润之为一师老师。(2)废除不合理的管理制度,鼓励学生组织自治会,编印刊物和演剧等,学校有了比较民主活泼的风气。(3)提倡学生自由组织学术社团,开展学术自由讨论。(4)清除颂扬封建主义的教材,采用反帝反封建的教材。(5)开创湖南中等学校同时招收男女生(1921年起),男女同校的新风尚。这些改革使湖南一师面目一新,开湖南教改的先河,声誉大振。
在楚怡小学期间参加编撰的国语教科书编成。
这年,以通信方式参加了北京邓中夏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7月末,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文化书社,积极发行各种传播新文化思潮的书刊,匡互生是积极发起者之一。
次女达人生。
尚存的本年匡互生致父母信为:
6月17日(农历五月初二日)自长沙楚怡小学致父母信说:“……男因去年省城的学校被张敬尧解散,不能安身,就与同学数人于今年阴历正月初旬走到衡州,一面避祸,一面帮助学生代表向吴佩孚师长请愿,要求吴师长替我们主张公道。二月初旬,男又由衡州走到永兴,向赵师长恒惕面述张敬尧种种罪恶,后又由永兴走到郴州,将张敬尧祸湘的事情告诉谭督军,并要求他们出兵讨伐张敬尧。二月底,男又由郴州转到衡州,三月初旬男又由衡州回到长沙东乡丁家铺陈氏宗祠住了六七天(进行编书的事),因为接到衡州同事的信,说吴师长将带兵回北,湘军将与张敬尧的兵开仗,男又暗地走到衡州,三月底男又由衡州到永兴,四月初男又由永兴到郴州,直到四月中旬湘军打开衡州,男才由郴州下来。本来想由衡州一直回家,因为路途不便行走,等了五六天,听得湘军得胜的消息,男就由衡州乘船到朱亭,到了朱亭就听说湘潭被湘军打开,男就由陆路走到湘潭,到了湘潭,湘军已到了长沙,男就乘便到长沙一看,休息二三天,即当回家。现在湘军已到了岳州,湖南境内差不多没有一个北兵了,这也算一件最痛快的事。至于男从前所以不能将实情告知大人的缘故,一则恐怕张敬尧查出我的行动,害及大人及家庭,二则恐怕大人受惊所以只得不乱写信,这也是男的一种苦心,男实在想起难过得很,还乞大人原谅。男不日就会回家,其余的话都等到回家再说。”
探家后于7月26日(农历六月十一日)发自长沙的信说:“男于阴历六月六日早晨行到白马铺,就托付敦卿表文和刘恒林君代雇一乘轿子,费了五块银洋,所有的行李,大半都放在轿子里头,其余不过二十多斤重的行李,就由应生挑着。在路上的天气都很凉快,初九日的早晨八点钟就跑到湘潭街上,那天的上午十点钟就坐轮船下省,下午二点多钟就安全到了省城里头,才知道熊君仁安所以打电报给男,就是单为第一师范的事情。男因为那个学校的事情不大好干,现在还没有十分承认去干。不过现在已不便动身往南洋去,只得暂在省里住一回罢了。应生也安全和男行到省里,男想把他推荐到第一师范去当校役,不过还要等几天才能决定。他现在仍旧住在楚怡学校,身体还是很强健……吴佩孚的兵已打到京城去了。段祺瑞和徐树铮打了几个败仗,各省的督军都帮吴佩孚的忙,张敬尧和吴光新都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捉着,监禁了。这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省城的秩序和从前一样,男的身体也很强健,大人千万放心。现在有一件最伤心的事情,就是我的老朋友刘觉黎因病死在汉口。他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不料他就是这样下场,真可惜啊。男今年下期恐怕不能出省,不过男总想到南洋去办办教育事情,不知道要到哪天才得动身成呢。现在陈凤荒先生已经回来了,正在和我们讨论国语教科书如何修正,如何付印的事情,男现在也没有许多空暇功夫来写信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和族房前辈,还请大人和哥哥弟弟代我就便道道歉吧……”
8月11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发自长沙第一师范的信说:“男自到省就寄回一信,想已收到了。男本拟今秋到南洋去考察教育和实业,不料一般朋友把我阻留,要我来到省立第一师范当第三年级的主任,男也无法,只好勉强答应。现在已经移到师范学校来住,应生也来到这里当工役,不过他的工价很少,全月除了伙食,就只剩得两块多钱。这个学校被张敬尧住了两年,房舍都弄得很烂了。男现在一面和同事计划修理房舍的事情,每天就觉得很忙,所以对于答应别人的信都不能就写,真是对不起别人了。……北方的战事现在也没有了,因为段祺瑞、徐树铮的兵,都被吴佩孚、曹锟、张作霖的兵打得一个都不能成队,大概段、徐的兵不是降,就是走了,不是走了就是死了。段、徐一班人现在只有段祺瑞没有走。(因为徐世昌、张作霖极力保他),其余的都走了或被捉了。这也算武人残害百姓和卖国的结果了。省城现在很安静,男的身体也很强健,大人不要担心呢!梅保(即达人——引者注)身体干瘦,病又不痊,实在可怜可惧!还请大人转告男妇好好保护,并请大爹妥为医治。男在外面不能为儿女谋安全,倒弄起大人替他们担心,真是男的罪了……”
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六)发自长沙一师的信说:“……男因校内事情太忙,所以两个多月没有写信回家。现在稍微有点空闲时间功夫,却也不能不尽心尽力的去整顿校内当紧的事宜。男想再过一个月,要抽身到家里休息一二十天,不过这里是一个公立学校,常常有临时的事情发生,还不知到了那个时候,能够动身不能够动身呢?……”
12月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自长沙一师的信说:“……谭督军前已去职,赵总司令现又不能维持现状,省城的秩序十分不好。……省城如果安静一点,男就动身回家……”
1921年 民国十年 30岁
1月初与贺民范、黄麟共同负责在邵阳成立文化书社宝庆分社(8日成立),并继续致力于一师教育改革。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旧势力的嫉视、反对和造谣中伤接踵而来。当时谭延闿与赵恒惕争权加剧,谭被赶下台,长沙政局动荡。恰巧长沙城内循道会发现了有人谋以炸弹炸赵恒惕未中案,当局竟以先生为可疑对象,便对第一师范的活动特别注意。旧势力更不择手段攻击非难。先生见环境如此恶化,无从开展其教改事业,而且此外萌生了从事试验新村运动有改造社会的思想,准备辞离一师。三月间离长沙到上海、杭州、无锡、宜兴等地考察接洽试办新村事宜,5月上旬回到一师。新村运动是由日本传入的一种改革农村社会的思想,计划在小范围内试行半工半读,又工又学的共同生产和生活。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先生认为社会的改革基础是在广大的农村,教育也要面向农村,所以他很想实践一下。为此,他在暑假前辞去一师职。10月20日离长沙经武汉东下,先到安庆访友,然后下南京经无锡到宜兴洽办扶风桥凌家塘地方的生社农场。先在杭州上纤埠地方试行筹组的农场因经费困难而未果,在宜兴扶风桥凌家塘附近盖了三间房舍,还办了个小学。12月间,湖南一师学生代表专程东下宜兴请先生回一师任教。他热爱学生,也感于学生的至诚,送学生回长沙后又回到宜兴。
尚存的本年致亲属的书信有:
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发自长沙一师致族叔匡风笙的信说:“昨日寄上一信,想已收到了。近倾闻政局将有小变动,立诚或会登台,叔台如和他真有深厚感情,那就此次下来,不致空行了。不过这是我替叔台设想所说的话;至在我的根本意见,则极不愿叔台当这种恶浊的政治潮流中来牺牲自己的身份呢!不知道叔台以为怎样呢?”
5月(日期不详)发自长沙一师至父母的信说:“男自五月七日由浙江回到长沙,因学校的事情太忙,所以没有寄信报告大人,男实在抱愧。男在浙江杭州城里住了四五天,在杭州乡里住了二十多天,在上海住了三四天,在苏州乡里住了一天,无锡住了两天,宜兴住了五六天,合计在江苏浙江两省一共住了三十多天,看了许多学校、公园、工厂、农场、商场,总觉得湖南的情形不及江浙的好,所以很想到江浙去种几年田土,喂几年蜂和鸡来……”(现存信已残缺不全)。
10月1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自长沙致父母的信说:“本月十六日寄上一函,想已收到。英现决定于明日动身到江苏去。十弟因英经费困难,已决定不和英去,现在英的朋友那里练习纺纱,再过两星期即可回家……英到江苏即有信回。明日动身,有三四个同伴,路上已不忧寂寞了。……”
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二)发自江苏宜兴周铁桥至双亲的信说:“我十三日在杭州寄回一信,大人收到么?我在杭州住了五天,十七日就回到上海。十八日再由上海回到无锡,十九日再由无锡回到为群家里。因为在路上受了一点风寒,头痛了几天。后来吃了四粒燕医生补丸,泻了两次就完全好了。近几天,每餐吃得很多饭菜,身体精神都很强健。
现在已过冬耕时令,我每天只在这里看书,下午四五点钟以后,就和为群的哥哥到田野中间散散步。我想这样的过了半年,我的精神一定会好得很,书也会看得很多。以后或者不至于变成一个没有学识的人,也不致于变成身体不强健的人了。
我宝庆今年年岁很荒,我家里收成更加淡薄,弄到大人和哥嫂弟妹及一班侄儿辈都在家里辛辛苦苦的过日子,我每每想到差不多要流出眼泪来了。不过回头想到我自己的将来,又不能不这样的去把身体弄好,不能不这样去把学说加长,又不能不这样把人格保全,所以只得请求大人和哥哥弟弟原谅我的苦衷,让我向一条正当的路上走去,两三年以后,我总要想办法来报答大人,安慰大人,……长沙布厂是易礼容、夏秀峰几个人组织的。将来的生意一定很发达,前次写信约哥哥入股至今还没有接得回信,不知哥哥肯去入股么?我以为放帐和买土地都不如入股,因为这是发达实业,替社会上尽了一点力,自己也可以享得很多利益,哥哥以为如何?我的通讯处是无锡周铁桥周为群家(宜兴周铁桥村当时邮路系统属无锡——引者注)”。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31岁
全年都在宜兴试办新村农场。2月应湖南一师之请到上海代聘教员,7月访易培基又去上海一次。
三女介人生。
现有的本年致双亲信有:
5月26日(农历四月三十日)发自宜兴的信说:“前月寄上一信,嘱十弟赶快下省,至今没有接到十弟的回信,不知已经下省了没有?如果仍然没有功身,那就不必下去了。因为我至今没有借得股款付到长沙去,十弟不去,免得我再去借款了。
男近来身休很好,现在因为照料农场,没有多少暇工,今年暑假恐怕不能回家。大概阴历八月底,天气凉快的时候,我一定回家一次。听说我乡谷米虽贵,但仍然有处可籴,不知道是不是实?我乡今年麦子的收成不知道好不好?出外逃荒的饥民也能够过活么?大人如有来信就请附带写及……”
×月×日(原信无月日,但按内容当在5月之后8月之前,很可能在7月间)发自宜兴的信说:“月前寄上一信,想已收到。昨日接到风四爷的信,知道儿妇又生一女,幸身体平安,男心很慰。不过男既不能替家中多负经济之责,今又多生一女,使家中更多一分负担,想来很觉不安。男现在决定阴历九月回家一次,这里所作的事情,都等到回家的时候和大人细说……”
8月20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发自宜兴的信说:“阴历五月二十八日(公历7月22日——引者注)来信收到许久了。男妇四月分娩,身体幸获平安,男闻之很为放心。乡间的麦子收成很好,人心想必要安定一点了。男这里的农场只种桑树和禾,禾只种了二十几石谷地,桑树却种了二十五亩多地。这里一亩地,每年只收得五石谷,只合我乡里八升田的样子。二十亩桑地只合得两石田的样子。谷子只够自吃,桑树要过三年才有收成。所以这里现在是没有许多出产的。男想秋收后回家一次,不过因为这里的禾比我乡里要迟得五十天,收谷的时期要到九月中旬,八月底或又不能动身了。……男自去年由家来苏,在安庆(安徽的省城)住了三天,随即搭轮船到南京,再由南京乘火车到无锡,由无锡乘船到这里。后来又因事到上海一次,并到杭州一次。去年阳历十二月因为湖南第一师范要我回长沙去,我碍于学生的感情,只得送他们的代表回去,所以又转路到上海搭船回长沙一次,在长沙住了五天,又转到上海,再从上海转到这里。今年二月替第一师范聘教员,又到上海一次。前月易寅村先生到上海,男因去会他,所以又到上海一次。其余的日子,男都住在这里,男的学识虽然没有多少进步,但身体比以前强健许多……”
10月20日(农历九月初一)发自宜兴的信说:“前日寄上一信,想已收到;男自本月一日起,忽得眼疾,当时很痛,五日就赶到苏州医院去诊,在医院里住了六天,痛就大减,十一日又回宜兴,但是还没有痊愈。在这里天天点药,现在已好了八九分了。大概再过十几天,总可以完全好了的。男从前总想在日内动身回家,现在因为眼痛,农场的事情又没有弄得清楚,暂时已不能动身。母亲的生日很近,男本想回家看看,不料又得了这个眼疾,把事情耽搁,弄得动身不成,心中实在难过得很。前次凤四爷来信说及今年田里抽白,收成不好,男因此常常挂念家里。我家的收成到底如何,还请大人详细寄一信来。万一十分不好,明年谷不够吃,男亦当另外替家里想想法子。大约家里要多少钱用,务请早早示知。另今年虽不能筹钱回家,明年这里如果可以抽身,一二百块钱男总可以出外筹得到手的……不过男因农场的事常常要照料,不能常常外出筹钱,所以要想多筹一点钱回来也是作不到的。这是将来要请大人原谅的。男的眼睛如果没有全好,男就一二月不能回来,因为这里的事还要照料咧。……”
11月28日(农历十月十日)发自宜兴的信说:“阴历九月十四日(公历11月2日——摘注)寄来的信,男已收到。今年家里只有六分的收成,明年真要吃苦了。男已决定明年出外作一年的事,替家里渡过明年的难关。不过阳历年底快要到了,时间很短促,男今年已不回家了。因为外出作事,阳历一月就要出去的,如果到家里打一转,怕把时间耽搁了。……明年外出作事的地方,现在还没有一定。因为北京上海都有朋友来信邀我去,我都怕自己干不下地,所以还没有答应去。如果他们再有回信来,我就要决定一处了。去年湖南第一师范要我去当教务主任,我因为这里的事情要筹备,没有答应他们,实在对他们不住,所以男明年决定不回湖南作事,以免直接受他们的责备……”
1923年 民国十二年 32岁
因经费困难,在宜兴试办的新村事业被迫中止。二月受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之聘,任中学部数学教员一学期。暑假回籍探亲。因愤于中国公学当局(董事长王敬芳)参与直系军阀曹锟贿选丑行,与舒新城、陶载良、周为群等同辞续聘。10月与民智书局订约著译《天文学》及《科学史》。书稿因故未刊行,并已亡佚,唯所译《通俗天文学》中重要段落得以流传到今。
现存本年致双亲信有:
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五)发自宜兴的信说:“二月五日寄上一信,想已收到。男因为朋友的感情关系,已决计受吴淞中学之聘,到那里去当半年教员。吴淞中学就是中国公学的中学部,离上海有三十多里,由上海到吴淞有火车可坐,交通很便利。男大概过几天就到那里去了,……男的身体现在很好。不过我到吴淞中学去,要教三班课,将来一定很忙,恐怕不能常常寄信回来,大人千万不要因此担心。”
4月1日(农历二月十六)发自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的信说:“二月底寄上一函想已收到,男于二月二十六日由宜兴动身来此,二十七日就平安到校。到校以后,因事情很忙,所以没有寄信回家,男现在预备付捌拾块洋钱回家。……这里定七月一日放暑假,我大概七月十日左右可以动身回家,七月二十日后总可以到家的。请大人放心,并请转嘱镜缘母女安心。……再者,男每月的薪水只有一百元,以半年六个月计算,半年只有六百元,并且这里的费用很大,每月差不多要三十元,男从前所欠的帐也要还,所以今年没有多少钱付回家了。大概男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带一些钱回来,不过只在百元以内……”
9月18日(农历八月初八)发自湘乡(探家后回长沙途中——引者注)的信说:“日前寄上一信想已收到。男因闻湘潭以下发生战事,路途不便行走,在湘乡县城稍停留几日再定行止。昨日早晨因旧日学生刘昌莪、胡希亮二君派人(挑行李的)到同华旅馆接我到教育会去住。男因其情意甚厚,不便强却,当即和泽南等四人一同搬到湘乡县教育会里。昨晚并由刘、胡二君及乙种师范讲习所所长周君开席招待,在刘、胡诸君虽出于诚意,在男等则感谢不了了。现在听说湘潭以下仍在那里打仗,此地至省一二日内恐怕不能通行,但据一般人观察,都说这次战争至多不能延长至十日半月。一俟战事终了,路途清平,男即和泽南等一同下省。……明日路途如仍不能通行,即先遣世泽回冢。”
9月19日(农历八月初九)自湘乡托人带回的信说:“昨日有由省归者,据云,省城自赵氏军队复行进城以后,秩序颇为紊乱,加之两方军队均相持干湘潭与长沙之间,行旅不易通过。男因此拟在此静候几日,俟战事完毕,路途清平,即行赴省。兹特先遣世泽回家,以免彼此耽误。……今日上午八时去见鲁知事,如得到确实消息,即可决定行止……”
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三)寄自上海的信说:“男自十月四日到汉口,到武昌游历一天,即于五日乘船赴沪,已于前日(八日)安全抵沪了。现在与友人仲九同住,已与民智书局订购,由彼每月垫洋四十元以作男伙食另用之资。三四月以后,由我交出《天文学》、《科学史》两部书稿(不过版权仍归我有)。本期生活总算可以勉强支持过去了。今日阅报,得知湖南战事大概难得和平解决。宝庆今年或者可以免除战祸,但亦不能十分预料得定。……母亲大人本是六十寿辰,男不能在家祝寿及接待亲戚,实在觉得惭愧得很……”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33岁
2月受聘任浙江春晖中学数学教员,兼舍务主任(指导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品德修养)。十分爱护和尊重学生,尽个人努力实行身教重于言教和耐心说服的人格感化教育,在学生中造成深刻影响,并获得同事朱光潜、丰子恺、夏丐尊、朱自清、刘薰宇等教师的共鸣。3月11日根据中国公学讲授数学中的研究和实践,针对当时中学数学教学的偏向,写了《评中国现有的三部混合算学教科书》一文(发表于该年《春晖中学校刊》第二期)着力批评中国教育界一些自命为教育家的人士,不作认真研究而盲目主张仿效外国办法,实行初中算学课混合教授,并详细剖析了当时仅有的一个译本和两个编译本教科书的种种谬误,指出盲目提倡混合算学和译注不严肃,误人子弟的不当。暑假回原籍探亲后,带了二妹曼谷,长女春涛(立人)到校分别读中学和小学(侄女泽南亦于十月初由上海到春晖中学,考入初中一年级)。在春晖中学继续任教中,以高度的热忱积极建议校当局实行教育改革(如让学生有发言权和自治组织等)被拒,十分失望,进一步认识到无论公立或私立学校,都难于实行自己教育改革的理想。进入二九严冬以后,有次上早操,学生黄源戴了顶当地农民常戴的毡帽上操场,为体育教员所不许,称不成体统,喝令摘除。遭学生拒绝并反驳后,教员恼羞成怒,力主给予开除。校当局竟决定开除。在此前后,另一学生亦因偶犯错误而遭开除,先生以如此任意处分不合教育原则,职责所在,仗义力主留校,均为校当局所拒。先生觉得自己的理想受到了鞭挞,反对戴帽实际是鄙视农民,均为不可容忍的事,愤而辞职,并随即携带女儿离校去沪。
现存本年寄回的家信有: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十)寄自上海致双亲的信说:“前几天寄上一信想已收到,本学期我已答应到上海大学中学部作数学教员,不料春晖中学的朋友夏丐尊、刘薰宇几个人连日来电来信要我去教数学,并且前三天薰宇由春晖赶到上海来请我,我没有答应他,今天丐尊又到上海来邀我,我为他们的感情所动,只好答应他们了。不过我仍只答应教一班课,因为近来我的精力不十分好,并且自己的学识也不十分充足哩。我现在打算明天即乘海船到宁波,后天即可搭火车到春晖中学。春晖中学的校址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离宁波二百余里,离杭州二百余里,交通很方便,风景很好。在那里养息身体实在非常之好。……去年我在上海一共迁居三次,所以朋友们寄给我的信遗失了不少,不知家中近来还有信寄到上海闸北青岛路洪发里二十六号么?如果有,那就会失掉了……”
3月5日(农历二月初一)自春晖中学寄原藉致夫人的信说:“……今天接到父亲大人的信,知道各位哥哥弟弟打算和气分家,我也赞成。不过我向来受哥哥、六哥和十弟的好处太多了,这次分家,应该归哥哥、六哥和十弟多受一点好处才是道理。这个意思你也晓得。所以这次分家,我希望你不要多说半句话,一切事情全听父亲、母亲大人和哥哥、六哥、十弟说了就是了,分家以后,你和春保姐妹暂时和父亲母亲大人或哥哥、六哥、十弟随便哪一家合伙煮饭吃,这是完全听你的便。到了冬天,我当想法接你出来住一两年,你以为如何?”
3月31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寄自春晖中学致父母的信说:“前月接到大人来信,知道哥哥弟弟都打算分居,男对于分居一事也很赞成。……现特托老友唐赞襄兄代替由宝庆书社付回大洋叁拾元,日内当可递到。宝庆书社由劝学所长贺寿乾(民范)先生主持,该款如果送到,请大人即复他一信,……这里快放春假了,春假期内,男想到杭州西湖一游。”
5月4日(农历四月初七)寄自春晖中学致父母的信说:“前月接到父亲大人来信,得知哥哥、六哥、十弟和男四人分家的事已经划分清楚,宝庆书局之款亦由贺寿乾先生着人送到家中,很为安慰。前次付回家中之款是付给家中分家时候作各种开支之用的,男本想多付几块钱回家,实在因为筹不出来,所以就只付得那么多了。……暑假期内男本想回家,但有几个朋友要约我到上海学习照相和制造美术画片,男很想乘这个便宜机会去学习学习。暑假如要回家那就不能去学照相和制美术画片,如果要学这些事情,那就不能回家。所以男现在很难决定,只得请问大人了。如果家中没有特别事情,男妇和春保、梅保姊妹在家又能住得相安,男就打算暑假不回家了。但如果家中有事,一定要男回家,男亦只好回家就是了……”
月日不详(推估当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之间)寄自春晖中学致父母的信说:“前几天接到大人来信,知道家中很希望我早些回家,我亦打算早些请假动身,不过这里的校长和同事还苦苦的要我答应下半年再来这里作教员,我不得已,只好勉强答应他们了。我既答应他们下半年再来,下年的事就不得不从早商量进行。所以在阳历六月二十八日以前,我还动身不成,最早也只能在六月二十八动身了。如果二十八能够动身,二十九日才能到上海,在上海要会朋友,最多耽搁两天,那就要七月一日才能从上海动身了。如果七月一日能在上海动身,要到七月五日才能到汉口,七月六日才能乘火车赶到长沙。在长沙最少要耽搁两天,七月八日才能从长沙动身,所以最快也须等到阴历六月初十才能赶到家里了……”
8月27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暑假探亲后回春晖中学途经汉口时致双亲的信说:“……男与缦妹、春保、泽南、光旺五人均于二十三日由湘潭搭早班轮船进省。男与缦妹、春保同住南阳街湖南印书馆陈菱曾先生家里,泽南、光旺同住药王街楚宝升客栈。泽南因为湘雅只招学生四五人,恐怕考不起,光旺也因为长沙没有相当事情可作,均愿与男同往上海去,我亦不能在长沙替他们想法安插,只好冒险答应与他们同往上海。昨天承旧友刘人俊(现任湖南第二师司令部军需正)及陈菱曾两君各借我光洋叁拾元,共为六十元,以作赴沪旅费,所以昨夜男等五人即由长沙搭轮船动身了。现在轮船已到了岳州之下。……春保因为年纪很小,乘船不要买票,省钱不少。大约由长沙到上海,每个人有十五元洋钱就够了。不过在长沙和初到上海的费用每人倒要十多元哩。男因为在家和在路上耽搁时间太多,九月一日已经赶不到上海了,误人误己,心中十分不安,但亦无可如何,只好百般忍耐了。……船上不好写字,其他的话只好到上海以后再写了。”
10月12日(农历九月十四)寄自春晖中学致父母的信说:“近来江苏浙江两省的战事非常的激烈,上海附近四五十里路以外都成了战场,所以上海的学校多半停办,商业、工业都非常停滞,甚至于有许多商店都歇了业,许多工厂都关了门,泽南和光旺到上海以后虽然进了一个印刷公司去学习印刷,但是因为语言不通和无心学习的缘故,被公司辞退出来。他们自被辞退以后,因为战事紧急,上海人心浮动,百业凋弊,无事可找,光旺更急于要回湖南。男不得已,只好打发光旺回湖南,叫泽南来春晖读书。光旺已于前星期从上海动身往汉口,现在想已安抵长沙了。泽南亦已于七号到了春晖,现在考入初中一年级,比在育才中学低了一个学年了,这也可见长沙育才中学的坏和泽南程度的差了。泽南前三日患痢疾,连日请医生来诊,昨日又用药水注射一次,现已完全好了,不过精神还未复原,大概明日就可以上课。缦妹来春晖以后,因为程度太低,并且语言有一定隔阂,起初听讲很困难,现在都觉得容易得多了。春涛现在国民学校读书,倒很容易听讲,并且读书很用功,在他那一班以内,他还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校因为他的年纪只有九岁,每月只收他两块钱的伙食费(比中小学生的伙食费减了一半),所以春涛一年的费用至多不过二十多块,总算省费得很了。
春晖因为在浙江的东面,不在战区以内,并且又系私立,所以不受战事的影晌,现在依旧上课,至于浙江和江苏的公立学校从打仗起,已完全停办,十几万的中小学生都没有地方读得书,何等的可惜啊!……”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34岁
1月8日先生离开春晖中学,朱光潜先生相随离校,全校师生挽留不住,不少学生追到车站挥泪送别。随之学生宣布罢课,而学校当局采取对策,宣布提前放寒假。先生到上海后暂住沈仲九先生家。黄源、许竟英等一部分同学也自动离去春晖中学追到上海。教师中除丰子恺已先到上海外,刘薰宇、陶载良等也陆续转到了上海。一年多以前已经酝酿过的教育改革的强烈理想和一部分自愿从春晖中学退学学生的迫切愿望促使匡互生、朱光潜、丰子恺等立即酝酿自办一所学校。
1月9日至12日,先经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三人商议,随即又有刘薰宇和陶载良参加,确定立即着手独立自主创办一所学校。由丰子恺和朱光潜等,在上海筹备校舍和招生等事宜,由先生去北京募款。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争地之战正在上海附近激烈进行,上海铁路交通中断,先生乘坐人货两用海轮去北京。丰子恺、刘薰宇、陶载良到海船送行时,相约募款有希望就电告上海。在船上,先生忽患重病,幸转危为安。先生抵京后向其北京高师老师黎锦熙捐得60元,又持当时教育总长兼故官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介绍信到天津向曾任总统的黎元洪募捐,黎派副官接见,以计划自办大学为借口只捐z0元,先生拒不接受,经副官力劝,勉强收受。返回北京后,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易培基陪同至协和医院晋见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先生。孙先生虽在病中,仍慨允捐助七百元(后因孙先生不幸逝世,未收此款)。受此鼓舞,先生发电回上海称:“有希望,盼进行。”同时,为凑集开办经费,丰子恺卖去了他在上虞白马湖的房子“小杨柳屋”。2月1日租得虹口老靶子路俭德里十号两幢房子作临时校舍,开始设学生报名处。学校名称按先生提议,称为“立达中学(初中)”。由丰子恺用一张图画纸写了“上海市私立立达中学”的字样张贴在弄堂口,开始招生。房子里只有三张板桌和几张长凳,点煤油灯。2月10日先生带了捐募实得的80元自北京回到上海,凭吴稚晖的介绍信,又向名医丁福保借得300元。先生还曾由陶载良堂伯父陶仞千介绍,往见上海实业界巨子荣德生捐募,荣氏以自谋筹办无锡工商中学不能相助婉拒,又求得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相助,得到花一元钱在该报刊登招生广告一个月的特别优待。由于报名人数超过了原计划招生数,老靶子路俭德里校舍不敷应用,而且房租也较高,又改租了小西门黄家阙路原来上海艺术专科师范第二院的部分校舍,除教室、图书馆、饭厅、办公室外,只容20人住宿。房屋破旧得多,交通也比较不便,但房租较廉。租定后,全部校产只雇了一辆榻车迁入新址。2月25日开学,3月2日开课,学生60人(男生50,女生10),其中一部分系由春晖中学和中国公学中学部转学而来。开学不久,因房屋过紧,又加租了附近江阴路乐盛里住宅一所。立达中学成立后,为了集结更多力量,追求共同的教育改革的理想,首先加强对立达中学的支持,在先生等人倡议下,3月12日在上海组织成立立达学会。它的宗旨是:“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它计划兴办的事业有:学校(立达),出版丛书及定期刊物(《一般》),学术研究和其他社会事业(办农场)。随后,由朱光潜按先生的意见写了创办立达学园的旨趣和宗旨,以立达学会名义向社会宣布。5月,先生所撰《中等学校的训育问题》一文在《教育杂志》第17卷第8号(1925年)发表。本文以切身体会着重指出当时训育与教育相脱节,只由一二个教员负训育之责,绝大多数教员只有教书之责而无育人之责;只注重消极的限制和制裁,不注重积极的引寻;忽视教员自身应有的人格修养及其影响。他主张:训育的涵义应尽量扩充,与教育的涵义相同;训育(教育)的方针应以造成完全的人为目的。训育方法上则应以个别训练代替划一的规则;以人格感化代替形式盼赏罚;全体教师对训育负责以代替一二人对训育负责,亦即教书育人;以恕恶的精神去消除教育上不生效的疾恶的态度;以远大的理想和情趣引导学生。本文反映了在立达中学和立达学园实行的教育思想。6月又与沈仲九合著《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一文作为《立达季刊》的发刊词,着重阐明以立达命名的学会、学园和期刊的由来、相互关系以及立达学园的旨趣和宗旨。又因为有人在一次五四纪念会上说“五四运动是乌合的一场闹剧。”先生除当场驳斥这种谰言外,还写了《五四运动纪实》一文,刊载在《立达半月刊》,分发给全校师生,但其中全未提到他是亲历者,更无一句写及他在运动中的作为。
5月30日在上海南京路发生帝国主义警察屠杀游行示威爱国学生数十人的“五卅”惨案后,先生邀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部长恽代英到立达中学演讲。
立达中学开课和立达学会成立以后,因为租用的校舍过紧,也没有体育场(只能借用附近的公共体育场)而且初中三班中的毕业班自然促使着扩建高中部,立达学会成立后,集结了多方面的知名专家,其中艺术方面的名家多人积极主张建立立达艺术专修科。于是,先生等几个创办人主张设法自建校舍,扩大规模,并且从增加教育效力着眼,设想逐步办成一个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的学校,原有的名称势须改变。按照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立达学园。这个名称是基于下述认识出发的:教育应如园艺之广大长久,采用园艺的方法,具有园艺的趣味,注重自由研讨(如柏拉图学园)。5—6月间得立达学会会员、先生在北京高师的同学练为章之助,取得其岳父、上海药材行经理俞竺生的赞助,低息贷给6000元修建校舍。又得友人金能之的赞助,动员江湾模范工厂董事们捐助十多亩空地作立达校址。金能之又动员其挚友钱庄主人陈某出资建造两排毗连的双层楼房34套房间,供立达租用,充作教工和女生宿舍。校舍布局构筑由先生、丰子恺、陶载良三人合作设计并雇工兴建,于秋季始业前竣工。原初级中学部分得以迁至江湾立达路立达学园自建的校园,又增加了高级中学部(分文科和理科)和艺术专门部(包括西洋画科和图案画科),共招学生139人。学园不设校长,早几年设导师委员会,先生被选为委员(主任夏丐尊对外代表)。不立繁琐的规章,不用形式的奖惩,实行人格感化教育,扶助学生自动组织自由学习和自由生活的团体,并实行学生自由取阅图书等自主管理的办法。一所新颖的独具特色的立达学园便崛起于上海,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始写下立达学园特有的一页。
未存有本年寄回的家信。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35岁
继续全力建设和发展立达学园。1至3月为学园事到北京奔忙。8月,将艺术专门部改为文艺院,分设中国文学系、西洋画系、图案画系。同时发展立达学会事业,组织编辑出版《一般》杂志(方光焘、夏丐尊先后任主编,开明书店出版发行,9月5日出版第一期)。8月中获曹恩劬先生及范藻华女士捐助宝山县大场乡农地70余亩,开始筹组学园生产及师生劳动的农场,立达学园开始采取新的教学内容,编写各科新的教材。所著《青年教育者的修养》一文在《教育杂志》第18卷第一号(1926年)发表。本文指出教育者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包括教学素养、人格修养等在内的堪负教育使命的必要条件。这些修养的核心不在方法而在态度。指出需同时具有三种态度:宗教般虔诚的信仰;潜移默化的、从同情中获得慰藉和享受的艺术;以及反对笼统、武断、因袭和虚伪的科学态度(亦即确定的信仰,丰富的情趣和精密的头脑)。
1月曾获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聘任为该校校长室秘书的聘书,因办立达学园未受聘。
本年,曾由教育部确定公费留美深造天文学,已作出国准备,但为放不下立达学园,终于牺牲此机会,未成行。
现存本年家信:
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寄湖南家乡的信说:“金缘贤妻:我不久就回上海去了,大约今年阳历八月底,我要动身到美国去读书。阳历六月底我当回家一次,和你商量一切居家的办法。我明知我到美国去要使你多生困难,不过为学业打算,我不能不去,事难两全,所以只好请你多吃三四年苦了!你听得这个消息,千万不要伤心。后来日子很长,我们还有机会过快乐的生活哩。我在北京住了四十几天,身体稍微胖了一点。明天我还想去照个像寄给你看,我正在准备回上海去,没有暇功夫来写长信,要说的话只好留到下次再写了。”
4月27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寄自上海立达学园的信说:“本月二十日,得奇侄来电知哥哥及六哥均患重病,本拟即日回家,奈校事忙极,一时抽身不出,只得先遣缦妹及泽侄于二十日晚动身回家,迄今七日尚无来电,不知两哥病已减轻否?缦妹、泽侄亦均到家否?不胜挂念之至……”
8月23日(农历七月十六日)自上海立达学园致双亲的信说:“前月接读手书,敬悉一切。当时适因热病之后,校事又多,未能即写回信,……男自三月十八日回到立达以后,并未到别处去过,多人竟说我到军队里去了,这真奇怪得很!男本想带着春涛、缦真一齐在暑假期内回到家里来看看,可是因为湖南战事发生(当指北伐战争——编者注),路途不通,终于欲归不得。这亦无可如何,两个月后,战争如果停止了,男或一个人回家一次。不过这也不能完全决定。……原说宝庆的米价贵到四百钱一升,就出米的湖南讲,实在米价太高了。但上海现在的米价已涨到二十块钱一石,那才算高哩!……今年冬天,男还想到美国去读书,如果去得成,男必定先回家一次……!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36岁
1月,立达学园中国文学系停办。
4月北伐军抵达上海后,5月起先生积极参与发起创设劳动大学,兼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利用立达学园邻近的模范工厂和游民工厂等提出筹建方案,进行筹建工作,筹办就绪开始招生郎退出,不受任何职务或兼职,继续专心致志办理立达学园。本年学园开始建立行政委员会。8月起被选为行政委员会主席(对外)并为立达学园第一届董事会九个董事之一。
创作《趣味丰富的秋的天象》、《白采》二文,发表在《一般》杂志(1927年7月号)。前者用通俗生动的笔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银河、陨星、月、潮等几种最常见的天文现象的科学知识,旨在提高人们对天文学知识的兴趣,从中加强科学头脑的素养。《白采》一文则是如实揭露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立达教师在旧社会环境下的悲惨身世,表达了对这位作家的满怀的同情。
“四·一二”事变后,立达学生多人被捕,先生竭力奔走营救,多数获释。10月28日下午请鲁迅先生到立达学园演讲,讲题为《伟大的化石》。讲时,先生向鲁迅先生介绍了做记录的学生黄源。鲁迅演讲内容主要是以含蓄的言词揭露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即挂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之名,行投降封建买办势力、残酷镇压革命力量的反革命之实。这是鲁迅先生到上海后的第二次演讲(第一次在劳动大学讲《知识的阶级》),原无题,讲题为黄源所加,经鲁迅先生审定认可。
12月17下午,又请鲁迅先生到立达学园观看绘画展览会。
曾由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委任为秘书,因坚持办立达学园而婉辞。
现存本年致双亲信只一封,系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六)寄自上海立达,倍中说:“……手示收到。母亲身体阢弱。儿妇又病,男自身当回家一看。男以学校经手之事甚多,不易结束,大约经过一个月方能动身回家也……”
本年夏致立达学园高中部毕业生奚今吾(后为朱光潜夫人)父奚致和的信说:“致和先生大鉴:敝学园自开办以来,学生之已卒业者在初级中学部虽已逾××(原件残缺——编者注),而在高级中学部则今年暑假属第一次。以前每次初中毕业均有出洋升学者二三人、五六人不等,全校师生常引为盛事,故本期高中毕业,弟及全校同人均极望有一二人能赴欧美升学,庶他日为国家负巨责为社会当大难建殊绩者,有由敝学园出身之学生,在弟等今日所苦心经营之学校,方不患无继续负责之人也。查本属高中毕业者六人,就品性之高尚言,就成绩之优长言,就境遇之佳善言,均以令媛今吾为第一,且彼又素有留学法国研究高深学术之志愿,故弟等一致希望今吾随方光涛、刘薰宇诸师一月赴法从事于高深学术之研究,现以时间之促迫也,且已为之领出出洋护照,代定赴法船位焉,希望其能成为事实之心,亦云急切矣。先生之爱其子女自胜于吾辈爱其学生,对今吾之所希望当能慨然允之,且推爱屋及乌之意对于弟等之期许,亦当能以充分赞同也。披沥以陈至希谅察,余言续呈,顺祝潭祉
1928年 民国十七年 37岁
立达学园的西洋画和图案画系因经费困难而于6月停办,师生均转杭州浙江艺专。4月起由先生主持,在原有校园后面小小农场基础上兴办立达农场,包括养鸡场、养蜂场(以后在嘉兴濮浣专设养蜂场)、巢础制造场和园艺种殖四部分,主要为便于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也为学园提供经费补助,为社会提供农产品包括良种鸡以利农村经济。在教学上先生因校务较忙,只能任道德实践课,并在课外讲天文知识。
约2月间,原在家乡的妻女三人乘立达校友、邵阳同乡钟涛龙回乡探亲之便一起到上海江湾永义里安家。
现存本年致父母信两封,一系9月10日写,托钟涛龙带回,主要是禀报在沪家人情况:“……儿妇金缘的外痔,已在医院完全割治好了,割去了一块长宽各二寸多、深一寸多的毒肉,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十几年的积毒完全治好,……泽南、器成两位现在仍在劳动大学中等科读书,缦妹仍在立达初中三年级读书,春涛、梅保、带保仍在劳动大学的小学部读书,身体都很好……”一系12月15日写,托同乡谢行恕(炳坤)带回的简函,说:“惟易今冬不能回家,心很不安耳。”
另外,现尚存有月份不明(约为9月)日期为28日致立达学园早期(第三班)毕业的叶常青校友信稿,说:“连日畅谈,至为快慰!律诗一首拟改正如下:
修改稿 原诗稿
梧桐叶落近重阳, 梧桐叶落近重阳,
海隅凄凉返故乡。 海隅凄凉忆故乡。
长者相逢谈往迹, 长者欣逢谈往迹,
后生泣下痛先殇。 后生猛省益哀伤。
甬江道上情堪忆, 甬江道上情堪忆,
朽木窝中事足扬。 朽木窝中事足扬。
此去最怜山斗远, 此去最怜山斗远,
蓬门何自仰风光。 蓬门何身仰风光。
修改稿 原诗稿
秋声赋罢过重阳, 秋声赋罢过重阳,
世乱年荒别故乡。 世乱年荒别故乡。
长者公余敦古谊, 长者安心往古道,
后生私幸获津梁。 后生何幸获津梁。
甬江道上情堪忆, 甬江道上情堪忆,
朽木窝中事足扬。 朽木窝中事足扬。
此去最怜山斗远, 此去最怜山斗远,
蓬门何自仰风光。 蓬门何自仰风光。
1929年 民国十八年 38岁
先生提出在立达学园高中部增办农村教育科的建议,经通过并于8月正式始业,首批学生二十余人。增办农村教育科,在强调实施人格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实施生产教育,是先生和立达学园教育思想的重要进展,正如先生所说:“提倡生产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这一主张便由空想而见诸事实了。”增办农村教育科的主旨是施行工学教育,培养矢志致力于农村事业之人才(能耕能读能服务之人才),以达到改造农村之目的。农教科不同于农业学校、乡村师范以及农村服务学校。农教科以“工学合一”为生活原则,即通过师生工友共同学习、共同生产劳动、共同生活,使书本知识同社会生产与生活实际密切联系,认识社会财富来自劳动生产;培养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认识凡事都要讲科学;了解社会实际,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认识社会改造之必要而甘愿为之献身。具体实施中,在教育上注重自学辅导,在生产上注重技能学习,在生活上注重养成质朴互助的风尚。在试行的一个学期中,先生经常参加农教科的教育活动,参加田间劳动,和有关教师研究试办中的经验,鼓励和帮助由学生自己组织一个农村教育学会,能自动管好农场,自动到场劳作,处理团体中的各种事务。
四女广人生。
未存有本年致家庭或友好信。
1930年 民国十九年 39岁
1月,为立达学园所草拟申请立案的报告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
所作《立达学园农场概况》一文在《中学生》创刊号发表。
春为立达学园事至南京,将所带蜜蜂送到中山门外“韩复炎烈士纪念农场”,第一次与该场园艺专家朝鲜籍柳子明先生见面,向柳先生介绍了立达农场管理蜜蜂的经验。
2月至7月,指导农村教育科试行两种生产方法:一部分学生实行个人生产,一部分学生实行团体生产,后者成功。于是确定进一步研究试由学生自行集资,共同经营以养鸡、养蜂为主的畜养生产和园艺生产。又为实行这种经验,争取将农教科办到农村环境中。经过奔波努力,取得友好帮助,在离南翔镇六里的柴塘地方找得整片田地180余亩,先组为合作农场,再由立达柴园租用其地,修建一批教学、生活及农事房舍,并于7月将农教科自江湾迁设南翔乡间。在南翔,农教科师生有了条件实现先生等人的理想,组成工学社(不另组学生自治会)。其宗旨是:“本互助精神,采合作制度,共同消费,共同研究,求工学合一之实现,藉以养成改进农村生活之实力。”工学社把学校生活当作一种社会生活,学生入学后入社,一切事务由师生共同处理,共同生产和生活。一切领导和部门负责职务,均由学生选举产生(教师起参谋辅导作用);教学活动、生产劳动、社会工作等均经集体预订计划,讨论通过后实施。所需生产基金,由学生入学时把三年学费一次缴纳来集合(困难者免交,毕业时全数发还,以生产所得支付膳食)。一切生产资料均归学生集体所有,生产与生活休戚相关,并实行半日上课,半日劳动。这些使学生真正成为学校和农场的主人,以学校为家,自行管理学校和农场,学习主动活泼,教学更切合实际,符合农教科的培养目的。
8月,高中部文理两科合并称普通科。
所任行政委员会主席按章于12月到期(三年任期),改选,由刘薰宇担任。
所存本年致家乡父母信只12月2日(农历十月十三日)—封,信中说:“前数日得凤四爷书,知乡间冬初已得大雨。菜麦均有希望,为之放心不少。大人均年近七旬,乡间年岁亦坏,男常想回家看看,总奈抽身不出,至以为苦,缦妹、泽侄、器侄、六侄及梅儿、带儿读书均有进步。惟春涛大病之后,头发脱尽,身体虽已复原,惟精神尚不甚好,医生嘱其停学半年,故尚未令其赴校读书也……”
1931年 民国二十年 40岁
本年夏,长江中游洪水成灾,汉口及沿江多省堤溃洪涝,灾情严重。入秋,又发生九一八事变。
1月27日函邀陈范宇先生到立达学园任教。陈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先生的完全一致,至1933年1月继张石樵先生任农村教育科主任。
春季,请得柳子明先生到农村教育科任教,后并任立达农场主任。从此通过柳先生得与朝鲜在华反日复国志士有所接触。
冬,到北平筹款,一日与友人同阅报,见学生为要求抗日,反对不抵抗政策而围击政府外交长官新闻,拍手称快。
作《五年来的立达》一文。
二兄文生5月5日病逝于原籍。
所存本年致家属友好的信:
1月22日致家中信讲到学会劳动生产的重要:“现在一般做事的人,都没有一种直接生产的能力。所以每遇着没有公事干了,要向他人乞怜,把自己的人格损坏。等到把人格损坏了,于是就更加无廉耻。无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甚至害人孤儿寡妇,都不觉得心上有什么难过。这是到处可以看见的。推其所以如此,实在因为自己没有直接生产的能力,不能自耕,自食,自作,自用。所以没事作的时候就不得不卑劣。现在那些作官的,没有几个不贪赃,那些当兵的,没有几个不打劫,那些作绅士的,没有几个不吃蛮钱。看起来实在觉得可恶。但亦不可尽怪他们,不能不怪他们的父兄,因为他们的父兄没有让他们养成一种耕田作工的能力(就是直接生产的能力)。所以他们就不得不这样作恶了。这样看起来,我也是一个不能直接生产的人,难道将来就不能作恶吗?想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养成一种直接生产的能力。”
1月27日致陈范宇先生信:“来信收到快慰之至!先生提出两点,弟谨答复如下:(一)韵文及修词在初中及高中普通科都没有这个需要,文法在初一已教过,以后只需讲解国文时附带说说好了;(二)经济问题虽为我辈最难解决的问题,但亦只好慢慢地为相当的解决。如果今年不遇到特殊的困难,下半年的教师待遇一定有大大地改善的可能。即就今年上半年而言,倘使先生经济上有特别的需要,我们亦当努力为先生设法。现在有位教经济及社会学的教师正在辞职(不过教务课尚去信挽留),如果成了事实,还须请先生多教点课,经济上自然也可以增加一点。倘使外面还有同教材的课可兼,尤不妨兼教。总之,时间久了总有方法可想。先生似可不必过虑。以上是关于答复先生的话,想先生当不以为空洞而怀疑吧?四十元旅费一星期后当设法寄上。立达从二月十一日开课,先生能早来更好……”
9月26日致友人信称:“……印度的有心人,我们当努力与之握手。其他弱小民族之先觉者,我们亦当以可能力量,助成其理想。我们虽知道自己的力量微乎其微,然而成为河海的来源,终是那许多人们不曾看见的涓滴,我们此后就努力尽些涓滴之责任好了……”谈及立达云:“……立达到了今日,实只存了个躯壳,你能从他存留的这一个躯壳,认出了他应有的一点精神,已属难得……”
9月27日致父母信云:“不过现在的世界,不单是宝庆人的不幸,外面的人都是不幸得很咧!……二十二省以内,没有几省没有土匪,没有几省不打仗,中国真是烂到没有渣滓了。现在一般作恶的人,将来都会变做挨饥受冷的人。现在想到将来没有痛苦,除了一面练习劳动,一面求点知识,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家里,好在大人和哥哥弟弟都没有作过恶事,又能够劳动。将来世界虽然会烂,我相信我们不得很受痛苦的。现在一般讲势力的人,讲大活的人,赚大钱的人,我们都不要眼热他们,也不要妒忌他们,也不要巴结他们,因为势力大赚大钱,在将来都是一场空咧。靠着自己苦力吃饭,凭着自己良心的作人,日间对得住人,夜间睡得着觉,处这乱世界,只有这一个安稳的法子。如果不是这样,又如果要去求别的轻快的门路,那就得替自己求苦了。我希望大人将这番话对我的侄儿、女儿辈说说……”
10月7日致父母信:“……知道母亲大人近又生病,不胜忧惭之至,……男若抽得出身,今冬当回家一行……男现在仍在忙碌之中。其他一切事情无暇禀告,只好嘱缦真、泽南等细呈一切了。”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41岁
发生一?二八日寇侵沪战事,爱国军民奋起抗战,江湾首当其冲,立达学园江湾本部、南翔农教科及两部所附农场均惨遭战火损毁。3月停战后,先生和他的同事竭尽全力日夜奔波筹谋恢复,7月校园重新建成,时人称奇。但先生已积劳成疾,冬患肠癌而先误诊他疾,终至严重不治。
1月28日下午6时,先生和立达教师陈友松自南翔回江湾,经过宝山路、江湾路一带,仅见马路上站有持枪士兵之处堆有少数砂包,未挖战壕,以为将抗击日寇寻衅进攻之传说未必能实现。至午夜,先生被来自闸北、天通庵一带的暴雨惊雷般的枪炮声所惊醒,驻沪十九路军面对日寇发起的进攻,奋起抗击,“一?二八”淞沪抗战从此开始。29日,先生等紧急商定,寒假留校学生90多人暂避南翔农教科,住江湾永义里的教职工家属分避南翔或上海市内。至2月1日,仅先生、陈友松等教职员6人、工友9人、学生四、五人冒险留守江湾。校舍及农场上空常来敌机,随时都有遭轰炸、扫射的危险。而江湾、南翔共150人,大小鸡2000余只,人需膳食,鸡需饲料,每日费用50余元,而全校仅存现款35元,白米4担,饲料6—7担,最多只能支撑一星期。千斤重担迫使先生等在轰炸和流弹威胁下不顾安危四处借贷,并率领职工天天以肩挑和小车由江湾向南翔抢运图书、仪器设备及鸡群等等。19日,校内挖了战壕,无法再进入抢运余物。24日,先生走小道到上海借款,却在易培基先生家收到由友人送去耽误了十来天的家乡的电报,报父病危。25日晨携借款赶回南翔,将待款回家的同学和工友的欠款还清。26日再到上海谋款,27日又携款回南翔。恰好邵阳刘松谷、唐赞襄携带由钟涛龙等共同筹集得的千元支援款冒危险赶到南翔,普通科同学得以全部回家。这时南翔已非安全之地,先生决定由苏抱樵先生把部分种鸡和机器设备运嘉兴安置,公文案卷由赵谷初运无锡安置,张石樵、俞君适两先生到无锡和先去的周为群、陶载良一起商洽租借校舍,安置农教科同学并准备招集初三、高三同学在无锡上课。在上述期间,受友好巴金之托,通过李石曾使被捕的伍禅等三人获释。28日,先生带同家属离南翔到无锡,见已有陶、周、张、俞诸先生负责,不日可全部撤到无锡,初三高三并可上课,一切安顿就绪,先生便携同家属兼程回籍。不料3月1日日寇在浏河登陆得逞,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全线后撤,3月2日撤出江湾、闸北,退守昆山——福山一线,南翔亦在弃守范围。留守该处的农教科20几个同学职工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始得仓惶撤出,还损失了一部分器物。
先生及家属赶到家里时,父亲已去世12日(2月27日逝世,先生等在3月11日到家)。料理了丧葬事宜(3月21日祭奠后安葬),虽母亲亦在病中,不得不于4月初只身赶回上海。此时战事已暂停,中日正进行谈判(3月4日经英国公使斡旋停战,24日起中日谈判议和),江湾尚在敌军手里。先生持特别通行证始得进入江湾观察学园劫后景象,擘划如何复建立达,又筹划农场鸡蛋运沪销售以维持学园在无锡日常开支。4月5日回到无锡,不料母亲逝世的电报跟踪而来。4月9日又不得不再次奔丧回籍安葬了母亲,回到上海,《上海停战协定》已签字(5月5日)。在日军退出江湾等地后,先生立即紧张筹款,着手重建立达学园的工作,而到7月,一所较原来更整齐的立达学园校舍竟又在原址重新兴起。7月1日,暑期补习班得以先行开学。这对关心、同情而都耽心立达难再恢复的一些人来说,无不认为是一种奇迹。《中学生》主编叶圣陶先生为此以编者名义撰写了《书匡互生先生》的专文发表在当年该刊7月专号,向广大青年播扬此事迹。
约在6月间,为复建立达筹款,先生不断奔波于江湾至上海市区以及南京等地,往往倦不得睡,饥不得食。一次为赶时间拜访人,不得不雇辆出租汽车并要求加大油门赶路,不料转弯过急,撞上大厦铁门,司机重伤休克,先生虽负伤仍去见人洽款,然后才入院治疗。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先生秘密掩护了朝鲜流亡在沪反日志士30多人,在我军撤离上海时作为立达师生自上海转移至无锡,伺机袭击日寇。日军和日本在沪侨民在上海虹口公园集合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天长节’(昭和诞辰为4月29日),朝鲜志士尹奉吉等潜入会场向主席台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侨居留团长河瑞贞次,炸伤海军司令野吉三郎、总领事重光葵等,志士尹奉吉殉难。在这次震惊世界的壮烈行动中,也包含有先生的一份默默的支援活动(在先生逝世后始发现他早在二十年代即因出于正义,支持了朝鲜在华爱国反日志士的活动,收到当时朝鲜流亡在华临时政府的致谢函,先生对此向来默不作声,因而鲜为人知)。
6月5日,行政委员会主席刘薰宇辞职,先生再次被选任为行政委员会主席,直至逝世。6月写出报导用稿《立达学园近讯》如下:
立达学园近讯
初步恢复工作不日完成
行政委员会为借读生开办补习班
董事会力谋于最短期间内恢复旧观,江湾立达学园因地处战事中心,受灾甚重,业志各报。自吴稚晖、李石曾、易寅村、张静江各董事不忍前功尽弃,力主恢复后,在校负责诸人即着手进行恢复战时全部被炮弹、炸弹轰毁之女生宿舍与校门,以及一部分被炮毁之教室、办公室、图书室、仪器室、男生宿舍、化学工厂,早在改建及修理中,不日即将竣工,一切校具亦将陆续购置齐全,初步恢复工作月内即可完成。该校行政委员会以本学期各级学生中途分别借读于内地各校,所习课程多不衔接,纷纷来函要求补习,特于昨日开会议决,自七月一日起开办各级补习班,俾各生所有未能衔接之课程均得次第补授,以免下期上课发生窒碍。至前被焚毁之教员宿舍一座,鸡舍五十余间,以及南翔分校被破毁劫掠之校舍、鸡舍,该校董事会亦在宽筹经费力谋恢复,俾得于最短期间以内将学校、农场概复旧观云。
入秋后,先生病,时呼腰腹疼痛,但因园务繁剧,又误作小病,一再迁延诊治,直至12月末因病情日重,始入同仁医院求治。
本年发表《立达学园恢复的经过》、《学园遭劫前后》两文。
2月27日父恒卿病逝。
4月5日母谢氏病逝。
现存本年致家属友好及有关人士信:
4月4日由上海寄原籍致夫人的信说:“我已到了上海,现在上海无事,你尽可放心,立达的房子被炮弹打破或被炸弹轰倒的很多,里面的东西都被别人抢去了。永义里的房屋虽然未烧,但我们的东西已一点没有了。我明天即到无锡去,来信寄无锡也好,寄上海亚尔培路亚尔培坊二十号易公馆也好,都可以收到。
上海现在虽然停战,但江湾尚在日人手里,我们现在只能持特别通行证到那里看看,却不能在那里住,和议如果成功,立达的房子才可着手修理……”
4月8日致无锡驻军师长胡宗南信稿称:“宗南师长勋鉴:在沪寄上一函谅荷察及。此次暴日寇沪,江湾受灾最烈,立达损失尤巨,现时所存唯种鸡千余、蜂群百箱、图书仪器各二十余箱分存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社桥)及浙江嘉兴濮院立达分场而已。然无锡自国军云集以后,地方形势顿见惊惶,宵小反乘间思逞,十日以来劫案时起。立达师生之寄住于教育学院者常怀戒心。顷据友人报告,无锡城厢近日已由贵军前来警戒,人心已见大定,为之一慰。现时立达同事学生之在社桥教育学院者有陶载良、赵谷初、段华宗诸先生及农教学生六人,农场工人四人,鸡群之寄养该院者亦在一半以上,务乞便嘱贵军士兵对于该院予以特别保护(因该院在城外僻静之区,有特别保护之必要也)。又距无锡十八里之八士桥地方为同事陶载良先生住宅所在,寄有立达图书仪器及重要案卷簿据甚多,倘亦为贵军警戒之区,并乞留意及之。弟真不幸,先严去世未久而家慈又相继病故,此诚罪孽深重,天地不能容也。明日决计回家奔丧,十余日后即当回沪计划恢复立达事宜,届时尚拟来锡一行,与先生痛谈一切也。余容陶、赵诸史代达。”
6月26日自上海寄原籍致夫人的信说:“春涛到沪,得知家内一切情形,颇为欣慰。……立达损失在十四万元以上。从江湾搬往南翔之物,大半皆被日兵及当地流氓抢去。校舍被毁十分之四,鸡舍被毁十分之九。现正力谋恢复,至少须筹足六万元,方可恢复原状。好在同情立达的朋友尚多,一年以内或不难筹足六万元也。江湾校舍月底即可修理完竣,鸡舍则仅能重做二三间而已。7月1日即开办补习班,为老学生补课。我现在很忙,一面筹钱,一面要管学校内部的事,对于家事无暇顾及,唯望你在家好好料理一切。许多问题可请哥哥及十弟帮助解决。缦真尚在长沙,不肯来沪,为的是怕多用过我的钱。我已催她来校补习功课。春儿、泽侄均好,可不必挂念!”
8月10日自沪寄家乡致长兄敏生、十弟云山的信说:“十弟的信今日收到。乡间年岁还好,家中大小男女都平安,那是很好的消息。我前次乘车受伤,现在已完全好了。学校受战事的影响,损失十四万元,现在虽在力图恢复,一时也不能完全复原,因为战后筹款是一件很难的事哩。缦妹、泽侄及春涛在此都很健康,请放心!旭春弟今年也到立达来读书,很有进步,并很用功,身体也很健强,看到凤四爷的时候,可以请他宽心了……”
8月10日自沪寄家乡致二女儿达人的信说:“……人生在世至多不过百年,在这很短的时期以内,如果不能作一个正正当当的人,那就辜负一世了。不过要作一个正正当当的人,首先要知道人世间的艰难困苦。你现在和母亲姐妹们一块住在乡下,眼见许多前辈整日整夜,在那里过那种劳苦的生活,人世间的艰苦,多少会领略到一点吧。这于你将来作人,有多少的帮助的呵!……”
9月25日寄自上海致二女儿达人的信说:“……现在苏先生回家了,两三个星期他就要回到上海,你和介妹一同跟着苏先生来最好。你的母亲不放心,也可以带着广妹同来。……你们要路费,可向刘云亭老姑爷那里借一点钱,或请凤四爷代借一点钱,我将来自可设法还给他。你们如果决定与苏先生同来,可先给我一封快信,最好飞机快信,以便我好为你们准备桌凳床铺及一切家具。因为上年存在江湾的东西都被日兵及别人抢去了。”
10月30日致旅外友人的信说:“……讲到国内的情形,尤将使你堕泪不已,此次长江水灾,至四月之久,水方出海。长约八千里,宽约五千里以内,所有低地农舍,悉为大水冲去。青苗牲口之损坏更不必说。即湖南而言,损失稻谷一万九千万石以上,损失房屋七百万幢以上,合其他计之,湖南所有损失实在二十万万元以上。此刻各省灾民,已达一万万以上。社会之崩溃,迫在目前。加以日人之暴力使全国金融大受打击。垂死之老百姓,除铤而走险外,实只有坐待饿死。而一般军阀、政客犹在磨拳擦掌。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所盘踞的大地,真比沙漠不如,沙漠的寂寞虽可怕,而沙漠的洁净实易于收拾呢。现象如此,曷胜悲愤,然而我们对于大多数受人愚弄宰割的老百姓,实在不能不洒同情之泪。洒泪犹不中用,我们不能不奋然而起,作点革命的工作,为人类留点正气,为社会开条生路……”
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42岁
在同仁医院先误诊作肠疽症,动手术。2月4日曾出院回江湾永义里家中调养。2月中病剧,再入同仁医院,又误诊并再动手术。在回家调养的十来天中,还曾作函致友好。巴金等曾去看望。再次入院后病更沉重,经人介绍东南医院名医李祖慰,3月初即转入该院,确诊为直肠癌,且已在晚期,虽经对症手术,并获众多学生出于至诚踊跃相献血(有80余人),但身体日益衰弱,终究回天无术。在转入东南医院病更沉重后,经人去先生家乡接夫人到沪照料侍疾,延至4月22日上午7时1刻,在妻女和友好多人环视中停止了呼吸。4月24日立达学园师生职工及来宾举行公祭。入殓后,学生夜间抚棺痛哭者日有多起。5月2日安葬于立达学园后园农场,掩土时,学生将匡先生平时为学生讲授星座用的星球仪置于灵柩之上,以表达对老师最后的心意。5月29日在立达学园开追悼大会。在长沙、邵阳两地也开了追悼大会。
1938年由吴朗西、柳静等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互生书店,纪念先生,至1946年结束。其间还编印出版了《匡互生先生纪念集》。
1940年陈范宇、柳子明、吴朗西、钟涛龙、蔡淑莲、粟同、罗良能、韩祖祺、杨春天、段华宗、范天均等发起组织“匡互生先生通俗天文学新著奖金基金”,纪念先生。
1946年初,钟涛龙、苏抱樵等将1937年按先生改造农村遗志创办的自生农场登报改称“互生农场”。4月钟涛龙临终前将其原有自生农场股金、私有土地30公顷全部捐献创办“匡互生纪念农校”。但因抗战胜利后又陷于内战,物价飞涨,“匡互生纪念农校”未能办成。1948年,刘松谷、何字珍等创立互生小学,师生三百余人,贫困子弟免费入学,直至五十年代初学校机构调整,校名不复存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原址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校舍再次被毁,步月迁流,旧迹荡然,仅先生墓地犹存。1953年当地搞基本建设,要求迁墓,遂启墓,遗骨重行火化。1987年经湖南省政协、邵阳市政协及邵东县政协支持,在邵东县石头岭县苗圃场内建新墓,将先生骨灰隆重迎归故土。安放入穴之日与55年前巧合,恰在“五?四”前夕的5月2日。从此先生得以安息故地,而他为振兴中华,为造福人民无私无畏,鞠躬尽瘁的精神亦将在故土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中发荣滋长。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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