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流寓新宁的一代宗师

　　新宁在五岭之中，历来雄踞湘桂之孔道，扼守八峒之要冲。邑人谢国安在《夫夷形胜赋》中赞曰：“山川之胜不后衡湘，关隘之坚奚誇函剑。”形势险峻，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亦为文人墨客所钟情。历代王朝更迭之际，不少前朝遗民即纷纷避居夫夷，流寓新宁，暂忘山河破碎之积郁，寄托身世飘零之苦愁，或流连山水，或吟哦叹咏。新宁山川形胜、社会俗世亦以博大之胸怀，接纳他们、包容他们，使之暂避乱世之纷扰，得享一时之安宁。在流寓新宁的遗民当中，又尤以前明居多，南明永历小朝廷中的方以智、朱昌时、刘明遇、金堡、丁时魁、张同敞等皆流落新宁，或避祸，或隐居，新宁人文风光一时无二，与晚清楚勇崛起之时不相伯仲。特别是一代宗师方以智在流离湖南期间，寓居新宁近两个月，对其人生转折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奇人生：明亡清兴的见证者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别号龙眠愚者、鹿起山人、泽园主人，“逃禅”出家后法名弘智、行远、药地、无可、墨地等，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方以智出生于安徽桐城方氏官宦儒学世家，自幼随父方孔炤游历川蜀、闽浙、湖广、京师各地，见识颇丰，发笔有凌云之气。《清史稿·方以智传》载：

　　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

　　方氏是当时桐城世族，方以智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几乎都是硕学鸿儒。且在游历过程中，与黄宗羲、陈子龙以及西方传教士毕方济、汤若望等四方学者相往还，切磋学问，过从甚密，既对传统的中国哲学有更深的了解，又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其最终成长为一代宗师奠定了学识基础。

　　美国学者余时英在其《方以智晚节考》中，对方以智一生作了一个十分简要精当的概述：

　　密之一生，大节凛然。早年怀血疏为父鸣冤，孝名满布于中朝。中岁避党祸流窜南荒，姓字见重于乡曲。及乎国亡不复，则去而逃禅。

　　综观方以智传奇的六十一年人生，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从青年时代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过的是贵公子的诗酒生涯，并由“狂生”入仕经世，以血疏替父伸冤，最后目睹明王朝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青年时代的方以智先是蛰居桐城，或熟读经、史，或赋诗作文，亦于“万物之理”用力甚多，信手札记，累积素材颇丰，撰成《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走到了末世。在国家处于“狼狐又见两河东”的情势下，方以智发出了“少壮几时能起舞”、“读书无所用，何为空闭关”的质问。

　　1633年，方以智22岁，下定了“入仕经世”之决心，赶赴南京参加秋试，无功而返。次年，方家举家流寓南京，方以智在此度过了六年的诗酒生涯。

　　末世的南京，烟柳笼纱，秦淮挽月，烟雨香风很快令方以智陶醉，寒窗苦读让位于诗酒酬唱。结社交游、慷慨清议是晚明士林之风气，方以智结识了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冒辟疆等一众名士，“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品评人物，议讽朝政，切磋学问，上扬州，下苏州，以文会友，名声大振，与陈、侯、冒成为名噪一时的“复社四公子”。“醉挽江东年少群，登高作赋更多闻，日随白玉堂中宴，夜作黄金台上文。”他们用这种颓放消极的极端态度，以抒发心中块垒，获得暂时麻醉的快感，躲避边关告急、国事不堪、颓风渐紧的现实。

　　所幸儒家的传统在方以智身上烙印很深，他并未因沉溺酒色而不能自拔，放浪形骸之余开始反思，乃作《赠内》诗表明心迹：

　　少年挟剑走江湖，近在秦淮傍酒垆。

　　难道读书万千卷，只宜努力作狂夫?

　　于是他再次拾起科举为官之途径，在经历两次落第的沮丧之后，终于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中得进士，“受厌公庭革履声”的“狂生”方以智，方始入仕朝廷作公卿。

　　所谓“福兮祸之所伏”，在方以智殿试中进士之前三月，其父方孔炤因“时相所忌，以失律逮下狱”。进京参加殿试前，方以智以举人身份向崇祯帝上《请代父罪书》，望能允他代父一死，以白冤曲。中进士后，方以智继以“猿肠鹃血，哀动长安”之志，为父伸冤，如是者达一年又八个月之久，执着孝行终得所感，方孔炤冤案了结，于明崇祯十四年出狱。

　　正当方以智欲大展身手之际，时局却截断其机会。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军破北京内城，崇祯帝于煤山自缢，大明王朝应声而塌。方以智被义军所缚，遭刑逼降，未从，后乘隙逃脱，辗转奔南京投南明弘光政权。途中作《哀哉行》以记其事：

　　十年误国登鼎台，子孙累毂高门开。

　　小臣拜禄十七石，却生此日当其灾。

　　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京，又经浙江、福建至两广、湖南，经历了曲折颠连的艰难年岁。

　　福王朱由崧借“复国”之由，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却被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之人把持，统治者昏庸荒淫，朝臣明争暗斗，重起党争之祸。且方以智流寓南京之时，与马、阮有隙，二人“修怨欲杀之”。方以智哀叹：

　　未有汾阳复两京，江东草创党人争。

　　障天欲入贤良罪，在野虚存月旦评。

　　坐见网罗摧凤翮，可能迁徙避枭声。

　　阴风匝地浮云黑，耿耿长虹何处明!

　　方以智为势所逼，被迫离别家人，变名换姓，经浙江、福建，南逃广州，寄居故人姚其胤门下，以授业、卖药为生。

　　清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由丁魁楚、瞿式耜拥立，在粤西肇庆即位，定明年(1647年)为永历元年，号南明永历小朝廷，任方以智为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奈何党派争斗、权贵倾轧、太监专权与弘光小朝廷并无二致，方以智屡受排挤，事无可为，乃坚决遁迹于湘桂黔交界的苗峒之中，过着“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隐居生活。隐退之后，方以智累上十疏，坚辞永历所授东阁大学士之位，并在诗中说“西南更望层云黑，谁把新亭泪眼看”，表明其对永历小朝廷的失望。

　　自此，方以智以授业、行医、卖药之名，行迹于湘、桂、黔、粤之间，考苗峒边界，察风土人情，交前明遗民，暗中联络各方抗清志士，待举反清复明义旗之日东山再起。有学者据此考证，金庸小说中之天地会、红花会、洪门以及陈近南的原型，都与方以智有着莫大的渊源。

　　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攻入桂林，瞿式耜与张同敞守城殉难。对方以智，《清史稿·方以智传》如此着墨：

　　行至平乐，被执。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

　　从此，方以智“逃禅”“批缁为僧”，云游四方，弘扬佛法，著书立说。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灯红酒绿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

　　晚年的方以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北归桐城，到清康熙十年(1671年)六十一岁时，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完名全节以终”。这一时期，方以智常居桐城、南京及庐山五老峰，皈依佛教曹洞宗，晚年定居江西庐陵青原山，自称极丸老人，与湘西草堂的船山先生多有书信往来。他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在学术上终成一代宗师。

　　流寓新宁：方以智流寓新宁始末

　　方以智于永历元年(1647年)由新宁入湘，永历二年又由新宁出湘，两度寓居新宁，其时年37、38岁。

　　《(光绪)新宁县志·人物表·流寓》记载：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祯庚辰进士，官翰林院正詹。国变后，与瞿式耜等共立桂王。王以为学士。丙戌后，自桂林来寓新宁莲潭庵。……

　　丙戌年，即公元1646年，明亡后两年。

　　根据方以智的自述，我们大致可厘清其流寓湖南的前后经过。

　　南明永历朝是一个动荡、流离的小朝廷。永历元年二月，清军由广西平乐分兵进逼桂林，欲将驻桂的永历小朝廷扫灭。二月二十五日，永历帝逃往广西全阳，方以智携家带口在大雨滂沱中乘舟逆漓江而上北奔灵川。其《流离草》中载有《奔灵川》一诗，诗云：

　　弃余舟兮江边，卧轏车兮难前。

　　里余首兮喘急，仰瞻兮苍天。

　　风发发兮不得息，雨滂沱兮奔灵川。

　　方以智举家到灵川后，未作停留，即弃舟改车，继续北上，经全州西延(今资源县)，约于二月底进入新宁，隐居在新宁的夫夷山，一直到四月二十日，在新宁寓居约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永历帝被刘承胤挟持到武冈，并改武冈为奉天府，方以智深感失望，“是以弃家不顾，抱疾入苗峒耳”，由新宁辗转流离于城步、绥宁、靖州、洪江、辰溪等苗瑶峒地，于永历元年六月到达沅州(今沅陵)，七月至芷江，八月到芷江县西的天雷山、西溪苗中。十一月清兵攻陷沅州城后，方以智为躲避清廷的追索逼官，随即入“被左”。据其在此期间所作诗文判断，“被左”当指靖州及贵州天柱、黎平一带，时间应在永历元年十二月底至永历二年二月底。随后，方以智于永历二年三月回到武冈洞口，此时南明永历朝与清廷的交战呈胶着状态，时局相对稳定，方以智在洞口度过了一段比较稳定的生活，读书、游双璧崖、送子上学、组苇缘秋社、竞渡吊屈原，稍得自在。永历二年九月，方以智由洞口经武冈再至新宁，游历了石幕、莲潭，又于九月九日访临莲矶佛阁(应为放生阁)。嗣后，方以智于永历二年十月抵达桂林迪塘，结束了在湖南的浪游历程。

　　方以智携妻子及三子方中履暂隐新宁夫夷山期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暂时得以中断，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生活安稳而自在。依据方以智在此期间的诗文，其在新宁的寓居生活和心路历程基本可归结为游历山水、劝人归隐、伤情流寓、思索生死、调和儒道、不忘时局。

　　流离难忘山水情。年轻时的方以智，不一定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也是鲜衣怒马的贵公子，自幼随父游览大江南北，“好游名山，乃生性使然”。永历元年到新宁时，正值春光明媚，方以智自感受到了新宁自然美景的热烈欢迎，心情自是爽朗，在诗作《入夫夷》中说到：“崀笏金峰许结邻，山花迎我一溪春。”在新宁时方以智寓居莲潭，常在放生亭流连，禁不住思乡之苦，又感叹人生颠沛，作《放生亭看月》：

　　一片钟山月，那从岭外看。

　　昔尝临北阙，今独照南冠。

　　万里天难问，三更影易寒。

　　梦中儿女路，莫忆旧长安。

　　此时，其好友、名相张居正之曾孙张同敞与丁时魁都在新宁，而方以智喜欢上了崀笏、金峰二山，于是主动与丁时魁邀请张同敞同游金峰山。《(光绪)新宁县志·艺文志》录有张同敞《方密之、丁金河招游金峰不果》一诗，诗云：

　　飞尽华凝月，山寒欲堕时。

　　高峰人不到，一夜梦频移。

　　籁万盈空谷，岩千系别思。

　　最怜闺怨笛，莫向此间吹。

　　可见这次游历并未成行，但足可见方以智虽在流离中命途多舛、前途未卜，却仍钟情于山水，不忘游览抒怀。

　　忠君归隐两难全。永历帝于永历元年二月逃到广西全阳后，诏命方以智为内阁大学士，并遣使张应斗来新宁。一方面，方以智难忘国恩，未改忠于明朝之心。他在《诏使敦趋病中书此》诗中有云：

　　臣家从父祖，世受国恩多。

　　……

　　誓洒胸中血，先投湘水波。

　　可见虽流离新宁而忠君爱国的情操始终不变。另一方面，方以智以《答吴年伯书》、《夫夷山寄朝贵书》二文婉辞官职，并前后共上十疏屡拒不受，表达了不就阁职的决心。同时，他还以私人情谊屡劝朝中好友弃官归隐。在其诗作《即赠诏使张供奉应斗》中以“倘留耕凿地，即此祝尧天”规劝张应斗，并托张带信给追随永历帝的好友刘湘客和吴德操，力劝他们归隐。在《寄刘客生》诗中说要“麻鞋还待子南归”，便是援引周邵之事，劝刘湘客弃官同隐。在《寄行在吴鉴在》中则云：

　　但望浮沉日饮醇，何图骨鲠作名臣。

　　……

　　敢言大厦难支木，何处名山让采薇。

　　明确指出在大厦将倾之际，忠臣亦无济于时局，何不去往名山采薇、不食周粟呢?

　　酷爱《离骚》寓湖湘。方以智生性酷爱《离骚》，在文学复古运动中即屡倡《诗经》、《离骚》，并仿《离骚》作《九将》。在《再柬示别山诸子》诗中有“生爱拟骚来楚泽，却因避地饭胡麻”句，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流离湖南原因之一是因为天生喜爱《离骚》。到了新宁后，方以智又在《入夫夷》诗中说“卜居才诵先流泪，游子今朝是楚人。”一入湖南，就想起屈原的《卜居》，不觉悲从中来，并干脆自称为湖南人。方以智在洞口隐居读书期间，恰逢中元竞渡，又作《值洞口中元竞渡》诗：

　　中元竞渡乱中流，客亦携尊上桂舟。

　　欲吊灵均齐洒酒，洞人知汝为悲秋?

　　他还另撰《屈子论》一文以吊屈原，足见其对屈原及《离骚》的推崇和喜爱，在浪游的方向上选择湖南也正遂所愿。

　　咫尺衡岳思生死。方以智寓居新宁时正当中年，前期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幸得大难不死。他在莲潭庵隐居养病，偶遇一来自南岳衡山的僧人(或是释一念?)，两人俱为动荡乱世中流离的寓客，惺惺相惜，或有过多次抵足而谈，方以智为衡岳所吸引，也开始思索生死问题。他在为僧人所撰写的《九龙盆饭僧题辞》中说：“丈夫生当乱世，欲舍此生久矣”。方以智感叹俗世之中虽多是名利之徒，沾沾自喜于食厚晏温，但却也有“愿弃家而游五岳者”。自己有这种念想已有很久了，可是又不得不面临“泰岱太行太华嵩高霍山俱沦区脱”、“以好游名山之残生，咫尺衡岳又不能去”的残酷现实，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怅然感。但方以智亦自有解脱之途，他在《卧游总跋》中言及，“愚者自少好此，老而遣放，忘山忘道，两折三番，理窟尊幢，未免龂龂角立，不如以烟云化之”，去五岳“舍此生”难得，在残存的河山中游山玩水，亦可视世事如烟云，了却残生。

　　调和儒道成至性。传统儒家认为，要守礼法，最忌放浪形骸。而道家认为，礼法是桎梏人的刑具，为人旷达才是真性情。所以世人皆认为旷达者必不守礼法。方以智承袭方家三世理学渊源，自得礼法谨介之精髓，但他又生性旷达、酷爱老庄，因此毕生追求“三教归《易》”、调和儒道。他认为：

　　至人之旷达，正所以成其谨介……圣人之教以谨介致其淡然，至人之道以旷达致其淡然，其致一也。儒者与达士，何相非之甚乎?

　　流离到新宁后，方以智即撰写了《旷达论》，重新诠释儒道哲学，借此调和两家，合一旷达与谨介。他以为：

　　世所为儒者多有二病：穷理而不博学，闻道而不为善。故其所言未尝不至精，而所谓粗者正恐未必淡然也。世所为达士，专以任诞，自便于声色货利之场，岂非老子之罪人哉!

　　能做到自行至性即符合人情，若能淡然于富贵贫贱而又自行至性那就更符合人情。

　　关心时局多清议。方以智流离新宁，虽贫苦心悲，但时刻关注时局，关心抗清活动。永历元年三月前后，方以智在新宁夫夷山作《刍荛妄言》。他在文中提出了五项建议主张：一是改革制度，革官除冗、指挥无碍，守令将帅互兼、屯田养兵养民;二是倡立土塞，鼓励豪绅依保甲之法组织土塞，以保家复城;三是广开饷源，屯田、开矿可足食足兵;四是重用说士，“尺一之诏，不如三寸之舌”、“凡人之情，不过避害计利耳”，当广求说士;五是广布间使，“无间谋是无耳目”，“宜多募义士，变服蜡丸，布于四方”。写成《刍荛妄言》后，方以智还托好友刘湘客呈送给永历小朝廷，期望永历帝能采纳其“妄言”。然而，大厦将倾岂是一人之力所能扶?方以智身隐山野，人微言轻，只能徒作清议罢了。更何况是寄希望于大势已去、倾轧内乱、腐败无能的永历小朝廷身上呢?因此，尽管方以智流离湖南期间屡作清议良策，亦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于事无补了。

　　死因之谜：惶恐滩头的未解迷云

　　滔滔赣江，沿途有十八滩，位于万安县境内的惶恐滩是十八滩之首。惶恐滩素称“鬼门关”，青山壁立，怪石嶙峋，急流险恶。 历史上，那些途经此地的失意文人、贬谪政客或穷途英雄，在惶恐滩如此惊险之地，便联想到国难深重、命途渺茫、身世飘零，不禁悲从心来，黯然涕下。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年近花甲，一年之内四度贬谪降官，被流放安置到岭南惠州，船行途经此地，望穷山恶水，触景生情，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内有诗句曰：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豪放词人辛弃疾经过惶恐滩上方的皂口壁时，提笔写下了“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的感慨词句，“借山怨水”、借景抒情，家国沦亡之创痛和收复无望的悲愤奔涌而来，借机而一吐胸中愁苦与不满的块垒。

　　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被元军俘获，后被元军押解在船并追击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过零丁洋时回忆起自己率军在惶恐滩被元军击溃的情景，遂写下了《过零丁洋》这首千古名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83年，文天祥在元大都舍生取义，归葬吉安庐陵故里。巧合的是，苏东坡过惶恐滩580年后，文天祥留下千古绝唱400年后的清康熙十年(1671年)十月七日，身为大明遗民、“明季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因“粤难”事发，为清兵所羁，逆赣江而上从江西押赴广东，又一次途经惶恐滩头。是夜，惶恐滩头突起狂风，恶浪滔天，船只几近倾覆，灯火全灭。待船上兵丁站稳脚跟，点亮灯火，才发现方以智失踪了。这是方以智次子方中通的记载，他在《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诗注中云：

　　“辛亥十月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

　　方以智三子方中履也在《宗老梅先生七十序》中写道：

　　“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

　　总之，在方以智亲人的记载中，对其辞世的表述颇为婉转隐晦。时隔300年后的1971年，余时英先生由此发散，引据时人的诗文多方考证，撰《方以智晚节考》、《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方以智死节新考》、《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等系列文章，考证方以智乃“自沉赣江”。

　　但于清季的官方史料而言，对方以智的死态度又显得十分暧昧。《清史稿·方以智传》仅以几句话记载，语焉不详：

　　“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

　　文信国，即文天祥。《桐城县志》也有相关记载：

　　“旅病万安，临终犹与弟子讲业论道，不及世事”。

　　这些官方史料所呈现的事实，更偏向于方以智是“病殁”。一些民间记载也倾向于此说，明末文学家、“易堂九子”之一的彭士望在《与谢约斋书》中云：

　　“木公(方以智)病背发，卒于万安。”

　　此书之尤为重要的是透露方以智之死为“病背发”。其《树庐文钞·首山濯楼记》亦云：

　　“怡然行素，不为恇，而卒以疽发于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

　　由此可见，方以智之死，无论在当时之争议，乃至今人之考证，都莫衷一是，迄今仍无信史可考、无定论可结。然以方以智平生、特别是晚节而论，其虽“逃禅”至深，却从未割舍“俗缘”而去，更深陷“三教归《易》”与明清革鼎的错位之中。其在流离中所作《独往》早已表明心迹：

　　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

　　一年三变姓，十字九椎心。

　　听惯干戈信，愁因风雨深。

　　死生容易事，所痛为知音!

　　既然不能超脱现实，那么在惶恐滩头了却尘身，于方以智而言却未尝不是理想的归宿。若非方以智在惶恐滩辞世，只怕也会赴文天祥之后尘，再过零丁洋了。只是，对文天祥而言，“惶恐”是忧患家国天下，“零丁”是感叹抗元义旗独木难支，而对方以智来说，“惶恐”则是自身理念与现实之间南辕北辙的方向性分歧，“零丁”则是感叹独木难支、知音难求、生死易了!

　　有意思的是，有关方氏之殁，在邵阳另有一说。清道光年间，邵阳人刘纪廉协助邓显鹤编撰《宝庆府志》，此志《方以智传》载：

　　丙戌……以智与粤中旧臣瞿式耜等共立桂王。丁亥……以智遂寓居新宁莲潭庵……或传其至洪江赴水死……其实以智鼎革后为僧居青原，世称大可和尚;或传其死洪江者，妄也。

　　此说仅见于《道光宝庆府志·方以智传》(126卷15页上，《(光绪)新宁县志·人物表·流寓·方以智》条亦从此说)，且刘氏对方以智极为崇拜，勤于搜集其在湖南史迹，刘氏在揣测方以智“自沉洪江”的同时又予以否定。若非杜撰，则此说不可空穴来风，当为方以智有意作彻底隐姓埋名之手段。若为杜撰，则实难度刘氏之意。然从余英时之说，岂非道光年间学者之杜撰，已有意以自沉洪江之“妄”而暗藏自沉赣江之“真”乎?

　　一代宗师：“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方以智一生坎坷流离，在明清鼎革的动荡中，由鲜衣怒马的贵公子转变为黄卷青灯的出家人。但“天崩地坼”并未动摇他的好学之心。方以智喜深思、务博学，既不排斥“西学”，又不盲从“西学”，在向学人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总结当时国内的先进科技知识，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贡献。他还突破前人藩篱，将自然科学新知引入传统哲学研究，于天文、地理、医药、物理、数学、音韵文字诸学，皆能析其旨趣，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四大思想家”。

　　“东方的黑格尔”。公元1816年10月末，在普鲁士王国海德堡大学的讲坛上，创立了伟大哲学体系的黑格尔放言高论：

　　无论中国人的文化名声多么大，典籍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色了!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哲学是浅薄的，而且往往沦于空虚。其实，黑格尔所不知的是，就在他发表这场著名演讲的164年前，中国的庐山上，比他大160岁的避世僧人方以智，正在撰写一部叫作《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着重阐发的，正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而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与黑格尔相媲美，毫无逊色，且比黑格尔早提出160多年，称为黑格尔思想的先行都不为过。方以智家学渊远，自来深思方家三世理学与外祖吴应宾“三一”之学，深刻体会《易经》“遁”、“节”二卦之深义，且以调和儒道为己任，进一步提出“三教归《易》”的学术观和会通古今中西的治学方法，特别是对“质测”之学和“通几”之论有着深入的探讨。他认为：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方以智在中国古代禅佛教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禅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和贡献，具体来说就是注重知见的求道论、强调实行的修道论，提出“体无内外，道无彼此”、以禅归《易》的易禅说。在人生观上，方以智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的入世情怀来关怀今生，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忧患意识来磨炼人生。无论是在人性论，还是在对人生的看法等重要价值问题上，他都表现出原儒的思想性格，并力图用这种儒学的救世精神来挽救现实社会。方以智还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桐城文派”的鼻祖之一。“桐城文派”是我国古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一般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但要上溯其源，可追溯到方以智、钱澄之。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文派”先河。他们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已初步体现出“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文派”的前驱、鼻祖。李则刚在《安徽历史述要》中说:

　　方以智、钱澄之是桐城派鼻祖……方以智发表《文章薪火》，作为桐城派的滥觞，钱澄之的《饮光先生文集》问世，树立了桐城派文章的楷模，他们已开桐城派的先河。……周始曰“明清之际，以方以智为先驱，逐渐形成桐城派”，是有缘由的。

　　杨正明所撰的《枞阳与桐城派》指出：

　　他们(方、钱)是同时代、同节操、居同里、文同好的古文大师，平生私交甚笃，常有诗文书信往来。并称鼻祖，恰如其分。

　　方以智的文学作品主要有《浮山文集前编》(十卷)、《浮山文集后编》(二卷)、《浮山此藏轩别集》(二卷)、《博依集》、《流寓集》、《流离草》等，一些诗文集被《四库全书》收录。其为文，强调文章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统一性，提出了“文章即性道”的命题。他说：

　　言为心苗，托于文字。圣人之文章即性道，非今人所溺之文章也。

　　方以智的散文，尤其是题识、游记，俱都洋溢着一种中和之美，在明末诸家中少有与之匹者。近几年，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方以智。不仅文章写得好，方以智的诗亦作得好，在晚明诗坛上，他是一位多产、有影响的诗人，且颇为自诩。他说：

　　年十五，十三经略能背讽，班史之书略能粗举。长益博览百家。然性好为诗歌，悼挽钟谭，追复《骚》、《雅》，殊自任也。弱冠慕子长出游，游见天下人如是而已，遂益狂放。……海内之言智者，或一位词客，或以为狂生，天性不爱利禄，时以旷达玩世，故不为边幅，以自雕饰。穷理者嫌其异于宋儒，而非之者有矣!

　　方以智的艺术风格是追慕秦汉文风，而批判竟陵一派，自成方家，终成蔚然大观的“桐城文派”之渊薮。

　　明清科学的集大成者。方以智天生异禀，博涉广览，于诸子百家甚至“旁门左道”，“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方以智的科学著作《物理小识》，与伽利略的科学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出版时间差不多同时，而其光学实验比牛顿的分光实验早三十余年。《物理小识》的科学成就涉及光学、电学、磁学、声学、力学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光学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他提出的“光肥影瘦”现象，与今天所说的衍射现象很类似，且与西方科学家发现衍射现象在时间上大体相当，这的确难能可贵。他对光的色散现象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在声学方面，方以智对声音的产生、传播、隔音、共振等都进行了研究。其中“隔音”一条，很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吸音室的记载。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对恒星视运动已有一定的认识，这早于西方200多年。方以智关于炼焦和焦炭作用的记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炼炭和用炭的最早文字记载，比欧洲要早一个多世纪。日本学者评价《物理小识》乃“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

　　有名的社会活动家。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曾随父宦游，到过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长大后，重视游学、交友和经世务实之学，他认为：

　　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识，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

　　方以智的祖辈都直接或间接同东林党有关系，他从小也养成了关心时世的习惯。成年后，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交友结社。与陈贞慧、侯方域、冒辟疆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被时人称为“明季四公子”。流寓湖南期间，方以智不仅与朝中好友经常保持书信联系，而且与王夫子、陶汝鼐、刘有光等湖南士人有着密切的往来。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他坚贞不屈，清将马蛟麟为其正义所动，听任其出家。获释后，方以智即易服为僧，“逃禅”江西青原山。清康熙六年(1667年)，14岁的康熙帝毅然决定开始亲理政事，而正是这一年，方以智离开青原山，前往福建福州、莆田、建宁、建安、武夷山等地游历长达半年之久。在金庸笔下的《鹿鼎记》中，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其根据地恰好就在福建，所讲述的故事亦正好发生在康熙帝亲政的这段时期。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人物就是方以智，他虽已“逃禅”至深，却依靠自己在前朝遗民及民间的影响力，秘密扛起复明运动的大旗。最后，因“逆诗”被告发，以及在福建的一系列活动被清廷察觉，终至“粤难”爆发，方以智以身赴死。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经天纬地、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却因清朝统治者的忌讳，几百年来销声匿迹。在“明季四公子”中，名声还远远不及跟名妓闹过不少绯闻的侯方域和冒辟疆。可喜的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方以智诞辰300周年之际，孙中山借助海内外洪门的力量，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方以智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参考资料：

　　罗炽著：《方以智评传》;

　　简雄著：《浮世的晚风：还原明清江南士林生活图景》;

　　尹文汉著：《王船山与方以智的交往》;

　　(台)张永堂著：《方以智与湖湘文化》;

　　(美)余时英著：《方以智晚节考》;

　　(清)邓显鹤编撰：《道光宝庆府志》;

　　(清)张葆连、刘坤一修纂：《光绪新宁县志》;

　　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原作者不详，一并致谢。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