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武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爭全面爆发。到1939年,日军已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很多机关,学校和事企业单位纷纷南迁。武冈地处湘西南,是位于雪峰山和南岭山脉中间的的谷地,属丘陵地带。是通往广西,贵州的要道,历来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武冈历史上曾是个侯国,大明朝朱元璋的第十八子被分封在武冈,就修有城墙,后殘明三个皇朝之一立都在武冈,又加修了外城墙,都是用大块头青石修成的,牢固得很,甚至有武冈城池甲天下的说法。这些条件首先就被原在武汉的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看上了,很快就迁来武冈,在离城不远的法相岩旁的谷地上修建了校舍。先修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堂,利用一个高坎,修了一座前二层后三层两端凸出成半园形的碉堡式土木结构建筑,中间厅里正面墙上嵌有石刻的孙中山先生总理遗嘱。中山堂前还修左右对称两个两层挑擔斗拱下大上小全木结构的八角亭子。离中山堂隔一个低谷,才是军校校舍,修有三座楼房,中间一座叫中正楼,其形式和中山堂差不多,只是规模小一点,大概是不得超过孙中山的意思,可能是军校的缘故吧,也是两头碉堡式。一字排开,主楼左边修了一座叫应钦楼,右边一座则叫崇禧楼,这些起名无疑因为是军校的关系,都是两层楼房,供办公和教官们使用。在这三座楼的前面还整齐的建了两排平房,就是士官们的营房了,这就是军校二分校在武冈的最初规模。
隨着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的迁入,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迁到了武冈的东塔脚下,还有省里的资滨农校也迁到了武冈的花塔脚下。这两座塔相距才里多路,都在武冈东门外,离城才不过两三里路,那可是好地方,是武冈古老的名胜。这些学校的迁入,来了不少的外地的老师和学生,武冈的文化提高了一大步。外来人口的增加,给武冈带来了新文化新生活,连房子也新式些了,武冈与外界的联系增加了。外来人口的需要,加上外来师资力量雄厚,又新办了一所洞庭中学,就在军校旁边,武冈从此就有了高中。军校的迁来对武冈有很大影响,首先是修通了竹蒿塘到新宁的临时公路,那可是湖南通往广西的要道。不过那只是一条战略公路,除临时过了几辆军车和吉普车以外,平时是不通车的,根本就没有营运过。当时武冈的运输主要还是靠水路,武冈也算是鱼米之乡,且地域较大,物产还算丰富,糧食和土特产都是用木船通过赧水到资江往外运的。饥荒年成的时侯,还曾发生过饥民阻米下河的事呢。赧水就在城南,木船可以上达梯云桥〈俗称水南桥〉,码头就在城南边,也还是比较方便的。武冈大部分农村的人都是从南门进城的多,卖鸡鸭鱼肉的也都集中在南门口一带,是武冈比较繁荣的地段。
为了军校和和政府联系的方便,他们在南门河的肖家坝和河滩坪之间搭起浮桥,还在河滩坪那里把城墙拆了一个缺口,因为是抗战,就把这个缺口,叫做复兴门,武冈的城门唯有这个门是没有拱的。这样一来军校的人便不用绕道从东门或南门进城到县政府去了,他们可以过浮桥进复兴门经四牌路那就近很多了。有了这条路,走的又多是些达官贵人,四牌路开始热闹起来了,商业中心开始了转移。
美国对日宣战以后和中国是盟国,常有美国人要到军校来,于是又把肖家坝前面的一片长砂滩辟做了临时飞机场,也起落过多次飞机。可能是导航条件不好,有两次的飞机竞掉下来了,一次是掉在石羊桥那里,一次是掉在托坪田垄里,好多的人都去看过。军校也常有美国人畄在那里,进城到街上来,常带些洞庭中学的学生来充当临时翻译,这无疑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是个很大的提高。美国飞机来得并不多,到是日本的飞机经常来,也可能是侦察或路过,丢的炸弹到不多,也就两三次,一次也就两三枚。虽然是轰炸得不多,但飞机来了,总归是很吓人的,武冈为防空袭也设置了警报,当时的武冈还没有用气和电,发警报是靠打钟,钟楼设在蜈蚣山,说是山其实并没有山,而是全城最低的地方,钟楼也只有层把楼高,把警报放在最低的地方,到也蛮科学,因为声音是往上传的,发起警报来到也全城听得见。只是三天两头的发警报,有时甚至一天发两三次,那时还没有防空洞,要躲飞机得出城到乡下去,有时还刚刚从乡下回来,就又发警报了,不躱吗又不敢,真是伤脑筋得很。
躲飞机还不算什么,因为是自由的,而最让人窒息的还是国民党军政要员来视察军校,白崇禧来过两次,邵阳藉的廖耀湘也来过,他们一来就要全城戒严,罢市一天,这一天里便什么也不能干了。好在只要不出门,还是没什么可怕的。老百姓最怕的还是伤兵,他们为抗战受了伤,成了殘废,政府没有安置好,或者说是待遇低了,常三五成群地地跑出来闹事,他们一来就强抢恶要,一句话就是“老子为抗日拼了命的”,要拿一点,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要这样一说,谁又还敢说什么,这批人是政府也管不了的,无法无天老百姓可就怕了,只要一听说来了伤兵,最好是赶紧躱,做小生意的会拿了东西就跑,开铺子的会铺门都关不赢,就像是来了风暴一样。另外还有一件令人害怕的事,就是征兵时跑了壮丁,抗战时期,兵源不足,实行抽丁,什么三丁抽一,后来是二丁抽一,再后来竟是独子也要抽了,然而有钱人却可以出钱买人去代替,而价格不低,于是就有了专门卖壮丁的人,他们是卖了又跑,跑了又卖,靠这样来过日子的所谓“兵游子”,这样才有了跑了壮丁一事,跑了壮丁,就会进行追捕和全城搜捕,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当然是很紧张的了。
抗日当中,武冈不是主战场,但武冈却碰上了遭遇战,44年秋,日冦发发动雪峰山战役,途经武冈的日军与赶来阻截的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在扶冲的叶家凸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有伤亡,打死近两千人,那是个盛产杨梅的地方,已至于后来几年,那个地方的杨梅都没有人敢吃 。日本军队二次都是路过武冈,却并没有攻打武冈,其实武冈城根本就没什么军队,人也是基本跑光了的,可以说是一座空城。第二次日本军队过武冈是45年春,那时日本军队队已是全线溃退,溃不成军了,一些被打散了,跟不上队的还被老百姓捉了,没被打死的就送到城里来了,才算是是真正看到了日本人,但是否真是日本人那就搞不清了。
武冈没有沦陷过,但已不是大后方,于是出现了三多,一是来了不少难民,其中不少还是北方人,带来了不少北方习俗,武冈开始了南北之间的交流,北方来的难民大都只能是卖点小吃,或者是街头卖艺,耍耍猴戯或唱唱小曲,很多北方小吃就是那时开始的,也有些北方小曲就是那时畄下来的。二是地方的土匪大增加了,国民党军队被打散落了的,没能及时收编,成了散兵游勇,还有从外地逃囬来的逃兵,不少都是带有枪械的,武冈因为打了仗,也遗落了一些枪支,都落到土匪那里,土匪的队伍扩大了。土匪们按东南西北方向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打家劫舍,抢劫过往商客行人,那时的经商还靠的是肩挑,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沿海,内地的盐很紧张,不少人靠贩盐谋生,正好打抢,日本军队来那两年,有不少城里人疏散到乡里,更有东西好抢,有的的甚至被抢得一干二净。三是乞讨的叫花子多了,原来的加上新增加的,一些逃难来的,没有别的技艺,便沦落成为乞丐了,再加上本地连年天旱,收成很差,也多了些要饭的,本地的加上外地的,可多得去了。地盘却有限得很,只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就出了叫花子的所谓“四门三堆”,即南门,东门,旱西门和水西门,〈北门那里是没住什么人的〉三堆是指河滩坪,箭道坪和鳌山坪。其区域和阵容那是分得很清楚的,各有各的头儿,规矩严格得很,不仅叫花子不得违反,各商家住户也是必须遵守的,那家如做什么喜事,需先搞清这里是属哪个叫花头管的,得先打了红包去恊商好,否则叫花子就会闹得你什么事也办不成的。这虽不是强抢实际上却是恶要,也是很没办法的事。另外就是由于社会混乱,生活上常碰到需要帮忙的事,帮会开始盛行,说是入了帮会,碰到为难的事,只要一打暗号,说上几句暗语,同帮派的人就会出来帮忙和了难,武冈主要是青,红两帮。两派都发展得很快,两派之间的斗爭也很历害,常有纠纷发生,实际上已经成了社会的黒势力了。
武冈不是战爭重灾区,却是天灾的重灾区,33,34年连续大旱,以前城边都说是天旱只要一打肖家坝,〈用篾篓填上卵石的临时坝〉天就会下雨的,谁知打了肖家坝还是没下雨,农村则开始抬菩萨求雨,即备足三牲祭礼,把菩萨从庙 里请出来放在太阳下面晒,让菩萨知道应该下雨了,可惜也不灵了。久旱无雨,农民几乎颗粒无收,青黄不接的时候,饿饭的確实得多,城里有人发动集资赈灾,响应的很多,有钱的出点钱,没钱的也出点力,决定在河滩坪散稀饭〈粥〉,河滩坪原是个木材集散地,就在靠城墙的地方打棚子,用整根的木材斜搭在城墙上,再搭上晒席就可以避雨,地上也用整根木头搭成坐位,并编上了号。一个棚子大约能容二百人左右,棚子则按“千字文”天地玄黄禹治洪方的次序编号,直编到十六,七个棚子,算来就该有三四千人了。场面也算夠大的了,开始本来还是发干饭,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就改作稀饭了。到那里来要饭的,有领了号牌,固定在哪个棚几排几号的,也有临时或偶而来的,一般都有得吃,临时偶而的甚至多少还可以带一点点走,秩序一向还是很好的。作这种赈灾的时间也并不长,一般是个多月时间,等到一有新糧上市,也就散棚结束了。一般说来,城里的商家和有钱人做点子好事,还算容易,而城里的商家最怕的还是“倒票子”,抗战时期,物资匮乏,国民政府滥发钞票,物价飞涨,钞票很快就贬值了,于是乎又换新票种,什么关金巻,金园巻,银园巻,一夜之间就倒掉了,变了一堆废纸。搞到后来,纸票子就根本没人肯要了,只认银元和铜钱,竟然倒退到这种程度了。工
抗日战爭后期,美国已经参战,不仅在军事上援助中国,物资上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老百姓能看到的是通过小学发牛奶给儿童吃,开始是每天晨去上学的都可领到一杯牛奶。 后来可能是来得比较多些了,学校懒得搞,干脆就发包一包的奶粉,还有豆粉,甚至还有牛肉罐头。大概因为不是发得均匀和普遍,就开始有人造谣-,说是在牛肉罐头里吃出了人的手指头,搞得大家不敢吃美国运来的东西,发下来没人敢吃,上面又还只管往下发,还真不知道浪费了好多呢。真不知造谣的人是何居心,实在是不好说得。
抗日战爭胜利是1945年秋天,那时的通讯还不发达,武冈是哪天得到消息,谁最先知道,搞不太清楚,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来钟,街上开始有人放工革鞭炮,并有人在边跑边喊“日本投降了”,很快在街小巷都放上了鞭炮,不管是小炮还是大炮,反正只要买得到,好像都不考虑钱了。当晚直到半亱还有人在燃放炮火。第二天,一早就看见有人门口就已经贴上庆祝抗战胜利的对联了。而进城买卖的农民,也顾不得做买和卖,甚至原物挑回或者挑着空箩筐就回去了,他们要忙于回去报告消息,人们都在奔走相告,就是日本投降了,真是大快人心。紧接着就是如何庆祝胜利,城里各保甲开始筹备,有的是保,富一点的地方,甚至是甲,开始在十字路口和繁荣地段,埋柱子扎牌楼,表示庆祝。其中扎得最好的要算市中心三牌路百货铺前面的那个台子,台子上用篾扎了一个大地球,上面扎了个日本鬼子举着双手跪在那里作投降状。很吸引人,看的人络绎不绝。武冈的的扎纸工艺水平是很不错的,而这里应该是特便用心的了。这些牌楼楼精致,也是临时的,总得有个个永久性的纪念才行,于是又在皇城坪的一橦教堂式建筑的前面围墙内,建了一座方塔基四棱形塔身的“抗日战爭阵亡将士纪念塔”,规模不算太大。日本发动侵华战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害和苦难,人们恨透了日本人,但更使人痛恨的还是那些汉奸,身为中国人却帮日本人作恶,更加可恨。有人便想到要把汉奸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汉奸的代表人物是汪精卫,于是便用麻石雕刻了一男一女两个跪像,男的背上刻上汪精卫,女的背上刻上了陈壁君,他们是俩口子,放在皇城坪里抗日战爭阵亡将士纪念塔前的大门外,一边跪一个,让人唾骂,这大概也算是一种解恨吧。这些都是些民间活动,当时的政府则决定开次提灯会表示庆祝,过去可是从来不开全县性会议的,这可是头一次,大家可是积极得很,有的一家甚至准备了好几盞灯,无非是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想参加,这可真是忙坏了扎纸匠。到了那天,天刚黑下来,人们就迫不及待要上街了,也无须什么集合不集合,也不知是从哪里开始,谁是最早,一路上是边走边加入,人就越来越多,甚至是扶老携幼,各式各样的灯,五颜六色,没有买到灯的,便只好打火把了,照耀如同白昼 ,先走南正街,出南门经南门外,又进东门,反正武冈城的主要街道都走到了,还是兴尤未尽呢,真是热闹极了。这个主意出得好,开提灯也可能就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次。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恢复当中,也出现一段昇平景象,人们心情要好多了,却忘不了抗日战爭的灾难,一场大的民间活动又在醖酿当中,即抗日当中,死了那么多人,该如何超度,最后是决定要做一场大佛事,即在抗战胜利一周年的时候,打一场七七四十九天的傩天大醮,因为那时也正是中元节,正好超度亡灵。对于这样的善事,人们可是积极得很呢。是时几乎动员了所有的和尚道士,甚至还包括了师公,在河滩坪各自设壇,大搞祭祀活动,超度亡灵成佛成仙和早日轮迴转世。中元节那天晚上,南门外河边两岸,逢码头都设炎口,大放河灯,即点盞小灯放在用纸扎成船形的小木板上,让它隨水漂去。又还放了不少的“孔明灯”,孔明灯的原理同热气球差不多,即用纸做个灯窧,下面放盞很轻的灯,点燃以后,由于热气的作用,灯就飞起来了,甚至还飞得比较高。这样一来,天上是孔明灯,地上是河灯,加上烧香敬神的,到处是灯火通明,放灯的人,看灯的人,到处是人山人海,直搞到半夜,也是热闹非凡。之所以这样搞,大概也是求心之所安吧,至此有关抗日战爭的活动大概就算基本结束了。
以上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反映一下抗日战爭,写作的人出生于1939年4月,当时年纪太少,知道得不多。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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